王威威，黑龙江省巴彦县人，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99年获哲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副会长、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副秘书长、《老子学集刊》副主编。曾任华北电力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独著《庄子学派的思想演变与百家争鸣》《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荀子译注》，参著《中国政治哲学史》《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道家文化研究》《周易研究》等中英文报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早期道家的天下观研究”。

　　治国、治天下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先秦诸子为如何治理国家和天下以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各种模式，如德治、礼治、法治、无为之治等：而治国、治天下又与教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一与各种治理方式相适应，有诗教、礼教、乐教、法教、不言之教等教化方式。同一治理方式和教化方式，为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所继承、发展和诠释；不同的治理方式和教化方式之间，因为分歧而互相批判，但分歧中又分享着共同的观念，且在批判中逐渐接受对方的思想，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治国与教民：先秦诸子的争鸣与共识》以不同的治理方式和教化方式为纲，通过对先秦诸子治理思想和教化思想的比较，梳理出同一治理方式和教化方式的提出、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展现出不同治理方式和教化方式之间的论争情景，澄清其中的分歧与共识，以期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道德教育提供借鉴。

　　 商鞅在此段文字中将人类产生到君主制确立的过程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在人类产生之初，民众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他们的处世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并且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划分了亲疏，因为喜欢私利而心存奸险。由于人数众多，又都划分亲疏，心存奸险，社会就变得混乱。在这一时期，民众都设法要战胜对方，竭力夺取私利，为此就发生了争斗，而且在民众发生争斗时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民众没有办法保证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有道德的贤人，为民众确立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标准，主张无私，民众因而变得喜欢仁爱。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民众以崇尚贤人的观念代替了爱自己亲人的观念。仁者将爱护他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者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原则。可见，这一时期出现了与普通民众不同的贤人，贤人拥有普通民众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从而被民众所推崇而拥有了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对民众的教化和对社会的治理。但是在贤人治理的“中世”时期，人口众多却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原则，于是又发生混乱。为了结束混乱的状态，圣人划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也就是确认了民众对土地、财货的所有权以及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定分”。分界确定而没有制度不行，因而创立了法律制度，对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进行制裁，即“立禁”。法律制度已创立却无人执行也不行，因此设立了官职。官职已设立却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因此设立了君主。“立官”和“立君”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执行。可见，在“下世”时期，产生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权机构，也产生了管理民众、领导官吏的最高统治者——君主。从总体上看，“上世”的特征是“亲亲而爱私”，“中世”的特征是“上贤而说仁”，“下世”的特征为“贵贵而尊官”。
　　关于“上世”“中世”“下世”的具体所指学界多有讨论，争议颇多。冯友兰认为“三世”可反映春秋战国时代之历史。春秋之初期为贵族政治时期，即“亲亲而爱私”的“上世”；及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皆主“尊贤使能”，其时即“尚贤而说仁”之“中世”；而贤者复以材智互争雄长，君主恶而又制裁之，战国末期成为“贵贵而尊官”之“下世”。①罗根泽认为商代为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二者均为亲亲政治。至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招贤纳士，造成战国时代之上贤政治。及至战国末年，士人复杂，“各以相出为道”，于是又逐渐压抑士人，统制言论，遂变为贵贵政治。

导言从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说起
一 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
二 “以西释中”与“以中释中”
三 中国古代哲人的致思对象与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
四 治国与教民问题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

第一章 权力与法：老子与韩非的无为之治的比较
一 老子之“无为”与“自然”
二 老子之“无为”与“法”
三 韩非之“法”与君权
四 韩非之“法”与“无为”
五 结论

第二章 “自然”与“无为”：庄子学派对无为之治的诠释
一 “道”与万物“自然”
二 万物“自然”与权力的消解
三 人性与制度约束
四 “在宥天下”与“至德之世”
五 天道与秩序
六 君无为而臣有为
七 结论

第三章 德治与法治：商鞅、韩非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接受
一 三世说
二 “治世不一道”与“事异则备变”
三 “先德而治”与“前刑而法”
四 “述仁义于天下”与“至安之世”
五 结论

第四章 势、术与法治：韩非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综合与发展
一 “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
二 “因其势”
三 “形名参同”之术
四 “循名责实”之术
五 结论

第五章 黄帝之治：以《商君书》《管子》《庄子》《吕氏春秋》为中心的考察
一 仁义之治
二 礼法之治
三 法天之治
四 结论

第六章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苟子思想中礼与俗的教化作用
一 性恶论辨析
二 礼义与化性
三 习俗化性
四 美俗、恶俗与易俗、成俗
五 结论

第七章 “以法为教”与“以吏为师”：韩非的教化思想
一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二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三 “以法为教”与毁誉之名
四 余论

第八章 富民与教民：老子、荀子、韩非三者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 “我无事而民自富”与“不言之教”
二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三 “以力得富”与“以法为教”
四 结论

附录一 “新子学”概念系统的建构
附录二 先秦诸子论人性、人情与人欲之关系
附录三 西方学术与子学概念诠释的方法——以老子的“无为”为例
附录四 老子的无为政治与诺奇克“最低限度的国家”之比较
附录五 天下与国家：商鞅的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