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首部战争和男性题材作品

我去年写的一只西藏黑熊和一群士兵的小长篇，叫《小站》，即将发表于“收获”杂志第三期，另外一个长中篇，叫《666号》，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第四期，敬请大家留意，也希望大家喜欢。因为我反感记者或评论家归档我的写作为“女性主义写作”“写女性的女作家”，我写《穗子的动物园》， 是我一次反证。这两部新作里的主人公都是男性，里面的女性是点缀，这是我的另外两次答辩：不，我不仅仅是写女性故事的女作家，我就是作家，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能写。

——严歌苓《给读书会朋友们的信》（摘录）

内容简介：

唱二人转的闵志宏在台上的黄腔引得四乡八村的姑娘媳妇围着他转。为赌债他东躲西藏，不料因身形特殊被人告发，日伪将他当成抗联将军赵霖宇抓捕。

狱中的抗联干战看到他们的将军，无不崇敬、振奋，只有大个子张桂堂辨出了真假，三年前的游击战中他背过病中的赵将军，朝夕相处，他太了解他们的赵将军了。此刻他正在筹划一场大越狱……

《666号》用虚实相间的手法，大量笔墨写小人物闵子，实则在雕刻抗联和赵将军的精神和传奇。

　    媒体报道

◎严歌苓谈写作

写下去

                                                                  严歌苓

我从来不知道，心软是不是个毛病，是好毛病还是坏毛病。我小时外婆常说：“这孩子心软得跟糍粑一样。”她这样说，抱怨是假，炫耀是真。我四五岁时，有时吃着饭就会莫名地长叹，外婆玩笑地说，又不知想起哪个可怜人了。我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也是“xxx好可怜哦！”街上碰到乞丐，我总把自己仅有的零花钱给出去。其实外婆也常犯心软的毛病。阴雨连绵的天，她就会愁，喃喃地说：“老天爷，别下了，再下稻子都要烂在田里了，乡下人就可怜咯……”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了，她也愁：“老天爷，下点雨吧！不然要旱了，乡下人又要逃荒咯。”那时候逃荒的人真多，外婆常常隔着木栅栏递出去剩饭菜或旧衣物。外婆家的门总是打开的，门内装了一扇木栅栏，高度到我肩膀，为了阻拦我往外跑，却不妨碍我间接参与大院的小朋友们游戏。我记忆里，木栅栏就是外婆的私人赈济窗口。有一次栅栏外来了个背婴儿的年轻女人，手里拎着一个木盆，盆内外都雕了花，她说自己和孩子就是乘坐这个木盆从洪水里逃生的，现在打算用这个木盆换十斤米。外婆告诉她木盆是好东西，该去市场寻个好价钱，然后用海碗装了一碗米倒给了逃荒女人。很久过去了，外婆还会唠叨：那是个好人家的女人，看看那个木盆的工料就晓得咯。有一次外婆带我去吃早点，餐桌摆在街边上，我刚拿起大饼夹油条，就被横空里出来一只手夺走了。外婆在一边端豆浆，看见劫匪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转眼间已经窜到马路对面，外婆把豆浆往这边马路牙子上一顿，指着豆浆与他隔空喊话：“那，这也是你的！讨饭的好好地讨，看你把我孩子吓的！”说完她拉着我走了。外婆对自己很省，买早点只买一份，没她自己的份。那天早上我那份就全给了乞丐少年。

 心太软在我母亲那儿，绝对是坏毛病。那时她和父亲不宽裕，所谓家道中落，大概就是那个局面。父亲在那个年代被削减了工资，有时月初和月底的开销衔接不上，母亲还羞答答地向我和哥哥借过钱。我的钱包是个大号擦手油盒子，记得那擦手油当时很有名，叫“百雀羚”，我总是在盒子里装几个硬币。祖母每月给我和哥哥各一元钱，总是一张抖落起来“咔咔”响的崭新钞票，哥哥总是把它夹在大本子里，月复一月，几年后就成了不小的小金库。我呢，拿到钞票立刻换成零钱，每天带几分出门，假如在我买零食之前碰到乞丐，我的零食就牺牲了，把小盒子里的分币悉数倒在向我展开的手掌上。我对伸向我的手掌来者不拒。那些手掌都是怯懦的，自卑的，理屈的，我从小觉得拒绝这样的手掌是人生大难题。母亲在这种场合很不给乞丐面子，也不给我台阶，硬是扯开我，脸很严厉。事后她会委婉地教育我：将来家里还不知会怎样，你们长大起来，我们老辈能不能帮上你们，都是未知数，你应该像哥哥那样学会存钱，不能做“脱底棺材”（上海话：流氓无产者，或者败家子），钱到手就乱花。跟外婆比，母亲的忧患意识更有现实感，因为父亲和她的境遇似乎就是一夜间恶化的，邻居的孩子们就是一夜间离开家去当农民的，当了农民，自己都难喂饱了，谁能保证你和向你伸手的那个人会不会对调位置。在三五分钱能买一斤蔬菜，几毛钱能买全家一天副食的年代，我每次施舍出去的钱，累积起来，真不能算少。妈妈还似乎在教我一种人生哲学：你一生*大的善行，就是永远不求助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包括父母）对你施舍。而要确保自己一生不祈求他人施舍，就要从不随便施舍别人开始，从珍惜自己手里的每一分钱开始。

 我没有很好地接受母亲的教育，从外婆那里继承的好毛病抑或坏毛病在我身上一再发作。哪怕在我人生*艰辛的年代。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其实比街上向我伸手求得一个硬币的穷人还要穷。我去学校上课的马路，是芝加哥市中心一条热闹大街，走在上面的都是美国的主流人物：律师、银行家、会计师，还有附近两座大学的教授、讲师，因此乞丐们选这里作为他们捕猎善心的重要地带。其实这是乞丐们的误判，美国的主流人物都跟我家莱瑞一样，理直气壮地拒绝直接施舍，因为他们觉得按时按法规交税，就已经是对这个人群施舍了。他们交纳的税款其中一部分会通过社会福利部流向一个个户籍——只要他们保持户籍并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邮政地址，就可以按月收到五六百元。而当时我除了学校支付给我的全部校内消费，包括学费、书费，其实不名一文，房租和饭钱要靠日间餐馆打工，夜间写小说挣来。那条芝加哥金融区的大街到了冬天真是严酷，因为它南北贯通，全市的北风似乎先排灌到这里，再向其他各条街道疏散。所有律师们会计师们都把大衣围巾捂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见那一张张伸向他们的赤裸手掌，似乎这些伸着手掌的人属于另一类生命，跟主流人物的物质密度不同因此不被看见的一类生命。偶然的，那些空手掌上会落下一两个硬币，来自我们学校的老师或学生。这个小极了的施舍人群里有我。我每次路过这个悲惨世界的边缘，总是让一两个伸手的人满足。我会预先准备好硬币，放在羽绒服口袋里，给出去硬币时，我会眼睛和记忆登记一下他（她）的面容，为了下一天换一个人去施舍。可是我连他们一月几百元的低保也没有啊。有一次我发现开了空头支票，遭银行罚了款，欠了银行一百多元的债。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同一条马路上，一只手向我伸过来，伴随着一句嗫喏：“Spare me a quarter.（给一个角子（两毛五美分）吧）。”我觉得我好委屈，他是钱不够，而我彻底归了零，比零还要少一百多块！于是我悲愤向他伸出巴掌，大声说：“You spare me aquarter!”

 可是当我收到一两百块的稿费后，立刻就做“脱底棺材”，口袋里装那点儿薄财，让乞丐们不再失望。我的心软没有原则，没有理性，没有逻辑，在我的心软面前，我可以是非不分，包容无限，一个闺蜜斥责我姑息养奸。我想这大概是我成为小说家的重要原因。心软的人无疑是敏感的，对伤害比别人要更知痛。我从小到大遇到的所有向我伸出手的人，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在生命的某一阶段受到过伤害。对于我，他们把自己放在那么卑贱的位置，向人们伸手，忍受绝大部分人的斥责和白眼，做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在自找伤害。自伤多了，自尊心麻木了，对来自别人的伤害渐渐失去痛感，这恰恰是*大的伤害。可是大多数人不这样想，他们都认为乞丐都是被我这种烂好心惯出来的，恰是我这种人要对乞丐越来越高明的骗术负责。他们指责我的烂好心是无原则，也是自我滥情。我无言以辩，暗暗断定，我的敏感近乎病态。

 正因为又具有这种敏感，所以我对别人的倾诉永远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同情。倾诉欲强烈的人都是心里有痛苦的人，我的许多女朋友，也包括少数男朋友都很爱跟我倾诉。在倾听他们倾诉时，这种病态的敏感使我跟他们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共感“的东西。这种共感让我能设身处地地感觉他们所经历的，所感觉的，所为之痛苦的。“Co-feeling”这个词是昆德拉发明的，我觉得它跟“共鸣”不完全相同，共鸣包含认同，但我倾听到的大部分倾诉在道德伦理上我都无需认同，这却不能阻碍我能感觉他们的痛苦。为了写《小姨多鹤》，我两次去日本山区采访，给我讲她的经历的日本女人们跟我不仅隔着种族，隔着文化，隔着辈分，并且讲述的语言是我不懂的，但我懂她们的痛苦，那种遥远的痛苦由于我的敏感变得很近，近得切肤，于是我掉了许多泪，为父辈的敌人的女儿们掉了泪。于是在写作多鹤这个日本女人时，我企图延续在那些日本老婆婆身边建立的共感力，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了。写作《陆犯焉识》之前，我采访一个在青海劳改营呆了二十七年的老人，他的讲述是含笑的，轻描淡写的，但那痛苦是真切的，深刻的，我能与他共感他当时的妻离子散之痛，饥饿寒冷苦役之痛，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那些二*的痛苦变成了我可以切身体味的心灵肉体之痛。

没有心软的毛病，我不会在1979年时由舞者变成了写作者，这个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我没有看到战士们英勇出征的样子，我看到的都是痛苦的、流血的、伤残的年轻躯体。他们中没有几个人向我倾诉，但他们眼里、姿态中的痛苦我懂的，共感力几乎立刻就建立了，就从那一刻，我想表达的太多地超过了我的肢体舞蹈。到底我要表达什么，那时我还不清楚，现在我也不十分清楚，写下去，就是在认识清楚的过程中。认识什么呢？认识自己，认识人，天地，万物，还有自己和人、天地、万物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系，终究会怎样。也许认识永远在过程中，但小说写作除了过程还有什么是更有趣的呢？难道*后一页是目的地吗？*后一页是已知，而已知多么乏味。

（原载《小说评论》2020.7）

《666号》内容节选：　

   第一章（节选）

等宋看守一走，桂堂拿出盆子下的烟。两人又笑笑。心知肚明，才这么笑。他俩笑的是，一个不是故意冒充赵霖宇；一个知道他冒充，故意不揭穿。

大个子笑完了说：“赵将军，这个监狱可是好进不好出。”

“嘿嘿，是编造（发‘赵’音）的造，造出来的将军。”666号说着，眼睛望向窗外，叹口气：“要是警察晚一点到就好了。”

桂堂问：“怎么就好了？”

“晚五分钟，老王师傅就给我刮了脸。刮掉了络腮胡，警察就不会逮错人，我就能混在散戏的人群里跑掉了。剃头挑子后面是个戏园子，里面在唱评剧《拾玉镯》。”他说的是实话，警车开动的时候，他从窗子看见，戏园子呼啦一下拥出一众人来。警车把他当个将军，一路警笛怪叫，如临大敌，把他解到警察总部，扒光他一看，说：“你还不承认是赵将军，大腿上的枪伤怎么说？！”

张桂堂说：“你打过仗？”

“嘿嘿，枪是我舅子打的。”

“为什么？！”

“嫌我背着他妹子在外头找相好。”

张桂堂看着他不语，拉着大锯，一来一去，一来一去。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真是有点邪，你刚才一个神情可像赵霖宇了。其实你也就是个头像。”

“我死活不承认是赵霖宇，警察一边抽鞭子，一边说，天底下有几个男人长你这么大个儿？我还是不承认。他们烙铁就上来了。我说，得得得，你们说我是谁，我就是谁。好了，都安生了。好几天没人碰我，还给我吃汤面条。没几根面条，可那是白面啊！将军伙食标准！早知道承认了就不受刑，还让吃汤面条，我头天就承认。”

张桂堂说：“真是旷古奇冤。”

“你觉着他们会把我当赵霖宇大将军给毙了不？”

“不会马上毙你，怎么也得先劝你投降。赵将军投降可是大事，满洲国就共荣了一半。上次那两个抗联领导投降，还不如你有名，投降书日本的报纸上都登了，天皇都惊动了，还接见了他们。你知道我咋判出你是冒充的？从我使绊子的时候。赵霖宇将军哪儿都有眼睛，膝盖头上都长眼睛，脚丫片子上都长眼。脸上的眼睛还没看见，膝盖头跟脚丫片子上的眼睛就看见谁使绊子了。他躲过你的绊子不说，将计就计，拖过你使绊子的腿，你还不知道出啥事就四仰八叉了。他个儿小，从小走机灵路子，又学过拳，十来个村子的天下都是他打下来的。打架没输过，打仗也没输过。”

666号笑了，笑得那叫赖。笑完他说：“啥冤案？我才不冤。除了血债，我啥债都欠。风流债欠海了，赌债也欠了好几屁股。要不咋从佳木斯跑这儿来了？”

张桂堂心想，这么小个儿，还有女人跟他风流。

666号又问：“你背过赵霖宇，不是吹吧？”

“赵司令的马死了，部队也快饿死了，他让警卫排的兵把马剁开，各连队分一块马肉几块马骨头，放些野地采的蘑菇，加了几把野芹菜野蒜苗，熬了汤，一个战士分一茶缸，背着奶娃的女战士分一茶缸半。那是过节呢。烂马皮熬汤，那是三八年的事，我把两件事揉一块说，你还真往下接茬儿。”

“那时候你就明白我不是赵霖宇？”

“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第一眼咋看出来的？”

“大伙跟你敬礼，你礼都不还。你还收了丁铁的熊肉，那也是个破绽。赵司令那人，从不吃独食，非得每个手下都吃上了，他才愿意吃。剁了一匹大马，他一口都不吃，不知躲哪去了。找到他的时候，他鼻子都囊了。哭的。那是他的马呀。”

桂堂告诉他，马肉让大家吃了两天，赵霖宇将军自己吃皮鞋底。熬烂的鞋底，搁了点蘑菇，野芹菜，野葱头，幸亏有人掏出一块红薯。那是五月初，老百姓也没粮接济抗联部队。设好的密营粮点，就找到一麻袋红薯，冻坏了又沤着，咬上去一点面乎劲儿都没有，咯吱咯吱的，一股药腥味。赵司令那双鞋是从鬼子军官尸首上扒的，牛皮子底，牛皮面子，他吃了好几天，算开荤。马没了，鞋也没了，战士们轮流背着他打仗，行军。他就在战士们背上看地图，画路线，设埋伏点。就在他张桂堂背上，他给鬼子下套，一路扔下背包卷、破行军锅、烂乌拉草鞋、血绷带，看上去抗联部队大溃退，溃不成军，只要加紧追击，一定会连锅端，一举全歼。眼看着鬼子进了套，抗联一收口子，关起门打，打死了一百四十四个鬼子兵，六十几个保安团伪军。以为这下能吃上饭了，结果发现鬼子的干粮袋也是瘪的，在山里追击抗联，也难为了那帮鬼子，瘪着肚子转了好几百里山地。

666号想，这就是抗联将军。这将军有啥干头。自古哪个司令大帅这么寒碜吃鞋底，坐骑都让手下熬汤了。当司令大帅，不吃香喝辣，图的什么。可是那么多人一听赵霖宇将军，就跟听到岳飞一样。做了亡国之人，没有吃鞋底的小个儿闵志宏，你为人的胆子、脸面，还有那口气，谁给你争回来？赵霖宇就是你的胆子，脸面，是你为人的那口气。不然亡国奴跟屠宰场的猪、羊一球样。666号呆着眼神，心里在想，都是小个儿，看人家活的，最大的个儿都不如他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