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瑞麟思想研究》：
三 书院教育
书院是历代民间教育的主要阵地。明清时期，陕西各地书院较为发达。贺瑞麟所在的三原县，明清时期就先后创立了学古书院、宏道书院、正谊书院、嵯峨精舍、清麓精舍等，此外周边还有关中书院、烟霞草堂、芸阁书院、鲁斋书院等，书院规模不一，主导思想也略有差异。但在传承关学、沿承关中躬行礼教之风、振兴地方文化思想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打通西北边陲与内地的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这些书院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贺瑞麟毕生的精力没有离开书院，早年求学于宏道书院，后师从李元春，42岁时出师，先后主讲于学古书院、正谊书院、清麓精舍、鲁斋书院等地，书院是他安身立命的主要场所。在此他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可以找到切磋学问的师友；可以看到儒学正脉的薪火相传。这里是他教育学生、推演古礼、教化百姓、敦化风俗的文化策源地；这里也是他与门生一道传承、传播关学的发源地。
贺瑞麟认为虚夸敷衍是导致当今士人为学不精的一个重要原因。为学首要在读书，而当今士人已不愿读书，即使读书又找不准求学路径，面对经典又不知如何着手，不能沉潜反复，极易误入浮华辞章之学，与圣学南辕北辙。因此，贺瑞麟尝曰：“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朱子曰：‘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然则学之有规，亦断乎不可少者矣。”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普通技艺尚需如此，求得圣人之道就更少不得挈矩之道。如《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提纲挈领，成为后世学习的章程。贺瑞麟指出，晚清关中，学术上日渐多元繁杂，学者很容易不知所措或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有悖于为学之道。如何能使学者迷途识归，“不陷于虚无不流于功利，不矜于博杂僻怪，不炫于文采词华，岂非斯学之厚幸欤！”他十分清楚地看到科举取士已是鄙陋百出，国家很难求得真正人才。“今日无好学术，他日必无好治道。尊示所谓‘吏治民风，枢纽全在学校’，真不易之言也。张宣公有云：‘后世所以不治，皆吾儒讲学不精之故’蒿目时事，又吾辈所当自反。”他希望借助书院讲学，昌明正学，培养能统学术与治术于一身的真儒。
为此，他辑有《信好录》《学规七种》等丛书。《信好录》以辑朱子著述中与为学紧密相关的内容而成。贺瑞麟数十年读朱熹著作，深深地被朱熹的为学之道、立教之本折服，凭借朱熹的谆谆教诲，明白读书要循序渐进，为学要为己之学的根本，他潜心辑录朱子关于读书的论说，且以立志、居敬、穷理、反身四部分编写成册，取“信而好古”而命名为《信好录》，以此来勉励后学者，使有志于圣学之人在读书为学中能有据可循。《学规七种》辑有朱熹的《白鹿洞揭示》、吕东莱的《乾道规约》、高东溪的《修学门庭》、胡敬斋的《续白鹿洞学规》和《丽泽堂学约》、张杨园的《澉湖塾约》和《东庄约语》，以此阐明读书的具体内容和应当遵守的具体规范。
贺瑞麟在稽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立教之道。在其讲学的书院他设有学约、规约，如《丽泽精舍规约》和《学古书院学约》，这些具体的学约规范，学员只需一项一项去做。重要的是，他能在小处着手，亦能在大处着眼，他跳出学规等具体规范，力求使后学者能从大规模处知晓为学之路径、方法、目的的根本要害。他认为为学要在以下几方面次第通晓，方可做得大学问。
1.审途立志
自古为学首先要识得路途，学术早已不是单一，儒释道并存，仅儒学又有不同学派，晚清关中有远接孔孟之道，主以张载礼教、程朱理学的思想；有主以陆王心学的思想；有凭借儒家经典，谋取科举功名之学；还有清前期遗留下来的训诂考据之学等，只有审清路途，方可不误入歧途，不与圣学背道而驰。要辨别为己与为人之学的区别，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取义与取利的区别，能明白这点就不至于走错路，这是为学的第一步。贺瑞麟强调审途，这与他在维护理学正脉，始终严格门户界限的思想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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