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第十五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界，即表现出主动拥抱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以之作为未来研究范式的愿望。如冯友兰1949年10月5日便致信毛泽东，表示“备在五年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机缘巧合，在哲学史研究领域，所谓“日丹诺夫范式”亦于同时期进入国内的学术视野，并在实际上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哲学史研究范式典范。“日丹诺夫范式”源于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会上发表的讲话②，该范式最强烈的新主张，或在于一方面强调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则在要求哲学史研究必须直接联系现实的基础上，将其写作转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任务。1949年之前，日丹诺夫的哲学史研究范式，已经受到郑昕、金岳霖等学者的主动关注，其在1950年初，更引发了全面的讨论，当时中国哲学界的一线学者基本都参与其中。中国哲学史研究界对“日丹诺夫范式”，或者说对以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表现出热情，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出自向新政权示好的态度或某种政治上的无奈，学者们在随后有组织地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相当真诚地主动尝试将该范式作为自己研究的新指引。究其原因，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的同情可回溯至20世纪30年代，而这无疑与唯物史观对于影响历史演变的非精神性力量的揭示所展现出的强大解释效力有关，类似的同情，无形中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新范式的引入作出了思想准备。但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终究与日丹诺夫所宣称的由其视角出发的对待哲学史的“科学性”密不可分，正如艾思奇在总结1950年初北京哲学界讨论日丹诺夫讲话与哲学史研究问题时指出，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全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作基础，以一切人类科学的成就作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成为一种科学”。此种“科学性”，正是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学科自成立以来，在对古代思想传统加以重新刻画时最核心的追求。中华民国时期的学术相对于晚清的更新，关键在于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更高的“科学性”，后者意味着为中国古代思想转型成现代知识体系提供了堪与世界对话的可公度性，而这正是使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的枢纽性追求，亦是学界乐于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隐秘逻辑。拥抱以“日丹诺夫范式”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即意味着拥抱具有更高“科学性”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诸多学者均意欲通过由此促成的研究范式与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化来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新气象。
以“日丹诺夫范式”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当中，中国哲学史研究界对后者的学习与接受，进一步促进了新研究范式的全面落地。总体而言，在以冯友兰为代表的研究界看来，新范式在方法论层面上相对于以往最重大的更新，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论论证上打破了单纯的逻辑演绎；其二是对哲学史的研究应与对特定社会背景的考察结合起来。如冯友兰所言，辩证法对于思想问题的处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是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传统知行问题，而金岳霖则同样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检讨了自己以往对形式逻辑偏爱和由此发生的形而上学倾向，并指出后者是“反科学的”。此后，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对立，将理论的实践性格与描述性的概念演绎相对立，将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界重要的方法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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