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电影院
马伯庸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宿命。
我的宿命，是转学。转学这种事，本没什么稀奇的，大部分人都可能会碰到一两次。不过像我这种从小学到大学一共转了十三次学的人，就不太寻常了。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个学年都会转一次，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南到三亚，北至内蒙古，东接上海，西去桂林，少说也有八九个城市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我的档案里留下过痕迹。
转学的原因是父母。他们因为工作关系，一直在全国各地奔波。我还能怎么办？跟着呗。所以，我从小学开始，就已经习惯了父亲或者母亲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然后我会冷静地收拾好课本与书包，跟着他们离开学校，登上火车或飞机，前往一个从未听过的城市，甚至来不及跟同学告别。所以我偶尔也会羡慕别人收藏的写满祝福的毕业纪念册，那是我所不曾经历过的。当然我也有他们没有的收藏——写满转学经历的履历表。别人只要简简单单三行就可以：小学、初中、高中，一挥而就；而我如果要把每条履历都写清楚，至少要两页纸才够。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转学都是因为父母的工作，最离奇的一次转学经历是在三亚。当时我们举家搬到三亚，家里人陪着我先去一所附近的某子弟小学考察，与校长交谈过后觉得不满意，转而选择了三亚一小。大人告诉我这个决定时，我正沉迷于漫画，左耳朵进直接右耳朵出了。到了上学那天，他们给我准备好书包，让我自己过去，我想当然地认为我该上的是那所子弟学校。我一个人背着书包，高高兴兴走进那所小学，找到校长，说我是那天来的转学生。校长给我分配好了班级和班主任。一直到三天之后家里人检查我的作业本，这个天大的错误才被发现。整个事件最奇妙的地方是，我那时候甚至已经被所在班级选为语文课代表了。
你看，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我就像是出海冒险的辛巴达，面对过无数性格各异的班主任，领教过无数校园小霸王的铁拳，交过无数交情或深或浅的同班朋友，暗恋过无数全国各地争奇斗艳的班花，见识过不同学校的奇闻轶事。
而这些经历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关于大礼堂的故事。
这甚至不算是一个故事，但是我记忆犹新。
我高中的时候，来到了桂林附近一座小县城里的县中。这所中学非常普通，甚至比普通还要差一点，因为它的主要生源是县城附近农村的孩子们。他们通常只有一次高考机会，考中就跃入“龙门”，考不中就回家务农。因此，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肃杀”。在家长眼里，这是一所不可多得的好学校，但对还处于贪玩年纪的我来说，这里不啻一个地狱。当我得知自己还得住校时，眼前一黑，顿时觉得地狱的火湖也许还更舒服些，至少不用上晚自习。
好在我拥有丰富的转学经历，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我在班级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际关系，习惯了宿舍、食堂和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也初步掌握了各科老师和教导主任的习性——最后一点对于校园生存至关重要。
不过对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脾性。他是个小老头，个子不高，花白头发，喜欢穿一身洗得略显发白的中山装，厚眼镜片。把他和其他校长区别开来的特征，是眉毛。校长的眉毛总是皱着，层叠挤在一起，好似在额头画了一圈等高线。
校长有事没事都会在校园里巡视，而且总是在最敏感的时刻出现在最致命的位置。比如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他会沉默地站在教室后排窗边，看看谁胆敢提前收拾课本；比如早上他会出现在操场和宿舍之间，看看谁胆敢赖床不去晨练。你永远无法预测他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但他总是会在你最心虚的时候在背后突然出现。我们私下里把他称为“忍者”，而且还是“上忍”。
我曾经栽在他手里一回。县中的行政楼旁有一块大黑板，上头用粉笔写着各种通知。有一次学校发布考试通知，我恰好路过，一时童心大起，用指头擦掉了一个数字。没想到当天晚自习，校长突然出现在教学楼里，全年级搜人，气氛紧张至极。校长找人的方式很简单，一个教室一个教室讲话，先说明案情，然后说私自篡改通知的严重性，最后说如果不自愿站出来，就要承担后果。我不知道他是唬人还是真有手段，总之被吓得屁滚尿流，主动站出来承认了。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足足训斥了三十分钟，还让我写了几千字的检查，当着全年级同学念出来。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给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打了个标签：“凶狠毒辣”。他简直就像是电影里的纳粹军官和日本军曹，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大礼堂事件”。
这所县中有一座大礼堂，大礼堂的布局很传统，前面是一个半圆形的舞台，台下是四十排可以翻转座板的椅子。在最后一排座位的后面是出口大门，出口上方有一个凸起的房间，有一截水泥小楼梯盘旋着接上去。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谁都不知道。大礼堂平时很少开放，只有在文艺汇演或者召开全校大会时才会使用。
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教室里伏案苦学，忽然班长被校长叫了出去。没过一会儿，班长神情严肃地跑回来，说全班住读生立刻去礼堂集合（当时有一部分家在县城的走读生已经回家，上晚自习的都是住读生）。我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黑板篡改事件。而且从全体到大礼堂集合这个细节来看，恐怕这次的事情比那次更严重。不少人把目光投向我，吓得我忙摆手说这次不是我干的。
在班长的催促下，我们忐忑不安地收拾好书本，走出教室。看到其他班级里的人也都出来了，我心中一惊，看来是大事。礼堂的门已经打开，里面灯火通明，学生们正鱼贯而入。我下意识地在最后一排选了一个位置，大概是觉得离讲台越远越安全吧。
等到人差不多到齐了，我发现来礼堂里的是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几乎全部的住读生。没有人说话，连窃窃私语都没有，礼堂里的气氛恐怖而压抑。这时候校长从侧面走上舞台，没用话筒，就那么背着手用洪亮的声音对台下所有学生说：“大家学习日程很紧，没时间，也不应该出去看电影。我有个朋友在电影局，我从他那里借来了最近才上映的《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拷贝，今天给大家放松一下。高三面临高考，我没叫他们，只给你们高一、高二的学生放。”
包括我在内的学生们都傻在那儿，愣了一分多钟才意识到这不是开玩笑。校长赶紧挥了挥手说：“你们声音不要太大，不然会打扰到别人。”这时一个监督晚自习的老师发出了疑问，说他看过这电影，这电影有两个多小时长，看完都快半夜了，会不会影响学生休息。校长大手一挥：“明天晨练取消，早自习照旧。”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你们要尽量保密。”
学生们没有欢呼，但是所有的人都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校长没多说什么，跳下舞台去。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舞台上垂着一块白色的幕布，而礼堂后头的那个小房间，分明就是个放映室。幽蓝的光芒从放映室的小孔里射出，照射在幕布上。
这是充满梦幻的一夜。我们在一所县中的礼堂里看到了《泰坦尼克号》，看到了杰克“我是世界之王”的经典站姿，还看到了露丝的裸体。少年们瞪大了双眼吸着气，少女们垂下了头，唯恐与男生对视，但到了结尾的时候，她们哭得很大声，这次轮到男生垂下头，唯恐别人看到自己软弱的泪水。
当电影播放完毕后，学生们走出礼堂，已经接近午夜，璀璨的星星挂满天空。最奇妙的是，这一切居然出自学校最严厉的校长的手笔，就像是一个最荒唐的童话故事。
次日上课的时候，那些走读生发现，住读生们个个神采奕奕、精神饱满。他们好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泄露秘密。从那次之后，整个高一、高二学生的精神面貌极好，校长的任何命令，都得到发自内心的支持。学生们走过礼堂边时，嘴边总带着微笑。
而让我懊恼至今的是，那一夜我居然选择了最后一排。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2013年第20期
挂在树上的男孩
叶 开
我老家坡脊是个比芝麻还小的圩镇，在中国大陆最南部的雷州半岛上。我在网络地图上放大再放大，怎么也找不到她，我的家乡似乎被一阵热带季风刮跑了。
长到八岁要上学了，我仍然常常倒挂在树上。我拉着父亲的手，走在通向龙平小学的黄泥路上，可内心仍然牵挂着我们家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如果不是被迫要直立行走，要进入人类社会，我宁可一直待在树上。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身体里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树上荡秋千。
我上小学时的主要活动是种甘蔗，课余则捉鱼摸虾。我几乎没有做作业的“不良记忆”。有一年，学校发了两本印刷精良的暑假作业本，我爱不释手，生怕自己写的字玷污了那些洁白的纸张，于是决定不做作业了。
吃完晚饭，我们还要回学校晚自修。小孩子每人拎着一盏煤油灯，三三两两地走在路上，身体融进夜色，在蚊虫的簇拥下，愉快地返校。在教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盏煤油灯，微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一些同学看课本、抄生字，我则在煤油灯上炒豆子。玻璃灯罩上搁一个锡纸叠成的“小锅”，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黄豆，挑出几粒，放进去，煤油灯火焰摇曳，香气慢慢地飘散，充满了整个教室。
我们学校坐落在一片山洼间，山坡上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山脚下是波光粼粼的大水塘。这种环境里，小动物特别多，小虫子的种类也很丰富。到夏天，我们就捉蝉蛹和蚂蚱，捡来枯枝败叶，生一堆火烤着吃。
晚自修八点钟结束，天色已很晚了，夜也很深了。两百多个小伙伴从不同的教室出来，三五成群地在路上走，走到了岔路口，各个方向都有，不断地四下散开。每人提着一盏小油灯，孩子们说话的声音和灯光交织在一起，丰富了我们寂寞的夜晚。
我的家乡差不多是热带气候，天气变化多端，隔三差五地刮风、闪电、打雷、下雨、发洪水，生活贫穷而快乐。在这简单的快乐中，很少有人想到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学毕业，我的语文和数学加起来一共99分。大姐走了后门，把我弄进河唇初级中学，这才有继续读书的机会。
河唇是个小镇，那时叫河唇公社。河唇是柳州铁路局辖下的火车大站，火车从河唇枢纽分成两个方向前往茂名和湛江。河唇车辆段段长的级别等同于县长。河唇镇另一个大单位是雷州水库运河管理局，局长的级别也等同于县长。水库管理局管理着规模位居全国前十的鹤地水库。鹤地水库水质很好，可以直接饮用。我家紧靠着鹤地水库，我从小就在水库里玩水，很多水湾都清澈见底，水草游鱼，历历可见。
在郭沫若题写名字的青年亭上极目远眺，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湖中有数个荒岛，令人遐想。
上初中后我住集体宿舍，全校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宿舍无床，只是绕着四面墙搭了一圈双层木架子，每人各铺一块竹篱，就是自己的床，大家躺得密密匝匝，情形跟养鸡场似的。到周末，骑车十几里地回坡脊，有一段路是鹤地水库的大坝。大坝黄泥路面，如果刚下过雨，又被手扶拖拉机碾过，就成黄泥沼泽了。黄泥浆黏性大，骑车冲上去会被急刹，有些人会从自行车前飞出去，落在黄泥浆里。我们会扛着车翻过堤坝围栏，冲进水库里洗澡。乡下孩子没那么多讲究，直接脱光，将衣服在水里泡掉黄泥浆后，摊在草上、石头上晾晒，我们则继续在水里泡澡，悠闲、去暑，不知日之将暮。
河唇初级中学按优、良、中、差分为四等，优等生在一班，劣等生在四班。我和全公社的小坏蛋们都被分在四班，等着自生自灭。我们的老师有杀过猪的、有开过拖拉机的、有打过预防针的、有做过冰棍的，身份都十分可疑。
我们班两年内换了四位班主任。初二结束时，来了吴卓寿老师。
一天下午，吴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里。夕阳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犀利地架在教室上空，仿佛达摩克利斯之剑。我立即主动地回忆：没用铅笔夹女生的头发，没在门上放扫把，没叠过纸飞机，没伸腿绊女生的脚，没在严丽丽衬衫背后贴纸条……
吴老师脸色温和，不像要大开杀戒。他问：“廉江去过吗？”
我点点头。廉江我去过很多次，很喜欢那里的一家私人书屋。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了。
“湛江去过吗？”吴老师又问。
我点点头。湛江是海港，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那里的动物园看过猴子和哈哈镜。
“湛江可是个好地方啊，”吴老师说，“我做梦都想去湛江工作。”
没想到吴老师还做梦，爱做梦的人总有些与众不同。
“那我问你，广州去过吗？”吴老师的声音从天外传来。没等我回答，吴老师就从我苦闷的小黑脸上知道了答案，“别说是你，我都没去过……”吴老师坐在我面前的桌上，朝教室门外挥挥手，赶走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家伙，循循善诱地对我说：“广州就是天堂。那里人人都穿绫罗绸缎，天天都吃山珍海味，妹子个个像花一样漂亮。你开动脑浆想想……”
我脑浆完全不够用。但我脑浆上有根小灯芯，被吴老师舌头上的火焰点燃了。他稍微挑一下灯芯，火就会旺起来，“……我来跟你说读书多么重要！如果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去广州了。你可以留在广州工作，还可以娶大城市的妹子做老婆。今后，你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我那时才十四岁，吴老师就对我进行了成功学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是有效果的，我在他的“煽动”下开始努力学习，以六科360分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河唇中学。
河唇中学在河唇火车站另一头的山坡上，校舍虽然无序，设施倒是齐全。十几排瓦房坐落在不同方位，横七竖八地散着，各种树木长到高空中，或俊俏，或婆娑，显示着土地的肥沃。各种鸟类出没，掩映在树梢上的鸟巢，高得让人丧气。
老师们也住在学校里，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养鸡养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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