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 系列之（5）：治隆唐宋》：
那么草根皇帝是什么时候摘掉文盲帽子的？明代笔记载说：“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明】徐祯卿：《翦胜野闻》）淮右地区出来打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土包子，即使像李善长算是有文化的了，但也是粗通文墨。那么到底是谁将叫花子朱重八“教育成才”了？《明实录》“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条记载说：朱元璋军攻占浙东婺州后，“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明太祖实录》卷6）；又“癸卯春（1363）五月癸酉置礼贤馆”条记载说：先是，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至是，复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时朱文忠守金华，复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祎、许元、王天锡至，上皆收用之。（《明太祖实录》卷12） 尽管明代官史竭尽委婉地表述了当年朱元璋文化扫盲一事，什么“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什么“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但从史载的列位帝师许元、胡翰、吴沉……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等来看，都是当年的学界名流，难怪开国后的朱皇帝不无骄傲地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明】徐祯卿：《翦胜野闻》） “未尝从师指授”不切实际，也太狂妄了，但从这极度自信的口气中我们似乎也感觉到了“天生圣天子”的到来。那么朱元璋到底有怎样的文化水准？ 如果有读者朋友留心南京城东朱元璋御制的中山王徐达墓碑的话，就会发现，那是一篇至今无人读得通的“天书碑”。由此我们不难肯定，朱元璋真实的文化水平应该是个半文盲。
朱元璋的半文盲不是他个人的错，这都是他出生的那个社会惹的祸。从朱元璋的内心而言，他是很痛苦的，天底下有谁愿意没文化而受人欺？受人笑？人生有好多的无奈，打从出世起，人生就有两大无奈：第一，出生时间上的无奈，朱元璋生于乱世，没办法作选择，总不能出来看一看，世道不好，我再回娘胎里去，等世道好了，我再出来。第二，出身家庭的无奈。正如东汉有名的思想家范缜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出生于怎样的家庭是没办法选择的，就如同树叶，有飘到高堂上的，就相当于出身在富贵家庭里；若飘到厕所里的，就相当于出身在贫苦家庭里。如果说后来的朱元璋经过个人的选择与努力，把握了机遇，成就了帝王之业，是他所处时代的一种最佳选择和达到的最佳效果的话，那么早年的朱重八在忍受人生煎熬的同时，其内心深处向往富贵、羡慕士大夫、看重文化知识教育，这是不容置疑的。就如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越是没知识文化的人往往越重视文化知识，当然除一些妄自尊大的武夫与社会流氓之外。
明初朱元璋重视与发展教育的第二方面原因是出于对大明帝国长治久安之考虑。洪武二年（1369），在下令让孔子后裔孔克仁等教授大明龙子龙孙和功臣子弟时，朱元璋曾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重视教育的功利性目的：“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之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明太祖实录》卷41） 朱元璋大致是这样对孔博士说的：“我的孩子们将来要担负起统治国家之重任；功臣的孩子们将要出任百官之职。你们教育孩子们要以正心为根本，心正了做任何事情都会合乎于‘理’。如果不以正心来教育他们，随心所欲，那么其危害就数不胜数。还有你们得注意，要教孩子们实学真本事，不要学有些读书人那样，尽记忆些花里胡哨的诗词章句什么的，这有什么用！” 洪武帝的这段“最高指示”至少折射出了三个信息： 第一，表露出朱皇帝对大明帝国未来的统治“栋梁们”已作出了限定，就是以他朱家龙子龙孙为领导核心阶层，以功臣子弟作“根本”。
第二，朱元璋可能不懂或者说是不喜欢唐诗宋词，他的这一个不喜欢影响了中国教育和科举的发展走向。从明初开始，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中的文学含金量大为降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唐宋那般诗词大盛之壮观场面了。
第三，朱元璋提出了要以“正心”和“实学”来教育他的孩子们。那么什么是“正心”？朱皇帝没有直接讲，但在别的场合他将“正心”换成了另外一个词——“教化”。开国前夕，朱元璋曾跟右御史大夫邓愈等人这样说道：“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
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明太祖实录》卷26）他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有轻重缓急，当今大明行将开国，最为急切的事情是要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教化。温饱解决了，民生问题也就解决了；教化展开好了，人们的行为习俗自然也会好的。而解决温饱的关键就在于恢复和发展农业，明教化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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