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前苏联知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他是前苏联下诺夫哥罗德人，俄罗斯族。1868年3月16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木工家庭。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1892年用笔名“玛克西姆·高尔基”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专心从事写作。1936年6月18日在莫斯科逝世。高尔基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多取材于他的底层生活的见闻和感受，捕捉劳动群众生活的时代特征，其目的仍然是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梁有，男，知名翻译家，翻译作品众多。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文辞畅达，有文采。他的翻译作品总是尽力将原作的风格完美传达出来。

　　长篇小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一九二三年在国外疗养期间完成的自传体三部曲
　　高尔基：我的大学的最后一部，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描写阿廖沙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阿廖沙16岁报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阿廖沙无处栖身，与他人共用一张床板。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变化。阿廖沙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

　　这样———我来到喀山大学学习了，仅此而已。上大学的想法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灌输给我的。此人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位生有女人般温柔眼睛的美男子。他就住在我们那栋房的阁楼里。我手中常拿着书，这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说服我，说我具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您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潇洒地甩动着浓密的长头发说。当时我还不明白，即使家兔都能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那么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这些大学正需要我这样的小伙子。当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事迹令人激动。叶夫列伊诺夫讲，我到喀山就住在他家，秋冬两季完成中学课程，再通过“随便”几场考试（他真这么说：“随便”），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而大约再过五年，我就会成为“学者”了。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毕竟才十九岁，又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考试完毕，就返回了家乡，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也追随他去了。
　　外祖母送我时，劝告说：“你别对人发脾气，你总是发脾气，变得又厉害，又傲慢！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可是你外祖父，他又怎么样呢？这个苦命的老头子，活来活去，到头来成了一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会指责人，这种事魔鬼才乐意干哪！永别了，唉……”她从松弛的褐色面颊上擦去几滴稀稀拉拉的眼泪，又说道：“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个不安生的孩子，远走高飞了，可是我却活不长啦……”近些年，我常离开这位亲爱的老婆婆，甚至很少见到她，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痛苦地感觉到，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个如此真心实意亲近我的人了。我站在轮船船尾看见，她在码头岸边，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抓住那条旧披肩的一角，擦自己的脸和那双永远对人充满着无限慈爱的黑眼睛。我就这样来到了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所平房的狭窄的小屋里。这所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尽头的土冈上。住宅的一面墙对着火灾后留下来的一片荒芜的空地。这片空地上杂草丛生；在艾蒿、牛蒡和酸模类草丛中，在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还隆起一些砖房的废墟，这片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一群野狗住在里面，也死在里面。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大地窖，它是我的那些大学中的一所。叶夫列伊诺夫家由母亲和两个儿子组成，靠菲薄的抚恤金为生。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个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寡妇怀着多么痛苦的忧愁，从市场回来，把买到的东西摆在厨房的桌子上，思考如何来解决一个难题：即使不算自己，又怎能用一小块次肉为三个壮小伙子做出足够的美餐呢？她沉默寡言。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里凝聚着无奈的温顺的顽强精神，如同一匹竭尽全力的马———这矮小的马拉货上山，明明知道拉不动，却还要拉！我来到这家三天之后，一大早，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学习呀，上大学。”她的两条眉毛连同额头上那黄皮肤一起往上扬了扬，原来她的手被刀切破了。她吮了吮血，坐到椅子上，又立即站起来，说道：“啊，见鬼……”她用手帕缠住割破的手指，夸奖我说：“您很会削土豆。”哦，怎么能不会！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活儿。她问：“您以为———靠这个就能上大学吗？”那时候我还不大懂得幽默。我对她提的问题很当真，便对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而最后一步是要科学殿堂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她叹了口气喊道：“哎，尼古拉，尼古拉……”这时候尼古拉正要进厨房里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像往常一样快活。“妈妈，做顿饺子吃多好啊！“好吧。”母亲同意了。我想炫耀一下自己烹饪方面的知识，就说：“要做饺子，这块肉不好，也不够。”这时候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生气了，冲我甩了几句刺话，弄得我两耳发红又发胀。她把一小把胡萝卜往桌上一扔，从厨房出去了，尼古拉对我眨了眨眼，这样解释母亲的举动：“闹气啦……”他坐在板凳上告诉我：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更神经质，她们天性如此，这点已被一位有声望的学者无可争辩地证实了，他好像是瑞典人。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也讲过诸如此类的话。尼古拉很愿意教导我，他利用每一个适当的机会，给我的头脑灌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知识。我贪婪地听他讲，后来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在我头脑里混成一个人了，我也弄不清楚，谁砍了谁的头：拉瓦西⑤砍了杜模力⑥呢，还是正相反？这位出色的年轻人真心实意希望“育我成人”，他信心十足地告诉我这一点，但是他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其他条件来认真地关照我。那种年轻人的利己与轻率，使他看不出来母亲是怎样竭尽全力而又费尽心机来操持家务，他的弟弟是个反应迟钝的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对此就觉察不到了。然而我早已敏锐地了解到这套厨房化学与经济学的复杂戏法，我清楚地看出这位妇人的机灵劲头，她不得不经常糊弄自己两个孩子的胃，还要养个寄居的其貌不扬而又风度欠佳的小伙子。当然，我得到的每块面包就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寻找随便什么工作。一大早我就离开这个家，免得吃饭，遇到坏天气就躲到空地里那个大地窖下。我在那里闻到死猫死狗的气味，倾听狂风怒吼，很快就悟出来：上大学———不过是幻想，选择去波斯，也许更明智些。我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师，有能力种出苹果那么大的粮食粒儿和一普特重的土豆，总之，我能够设想出不少有益于大地的善行，因为在这大地上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极其困难地四处奔波。我已经学会了幻想种种奇遇和伟大的功勋。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这对我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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