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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南方都市报对活跃于中国研究相关领域的海外学者的系列采访结集。本访谈录由书及人，由学术及人生，既梳理海外汉学家的学术历程、研究成果、视野方法，也书写其中国情结、人生故事，展现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性格禀赋、学术信仰和研究志趣。本书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为当代海外汉学留下一卷璀璨鲜活的人物群像，为读者公众勾勒出当代海外汉学的发展概貌，展现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交流、融通与碰撞，抉发了中外学术蕴藏在多元景观中的“貌异心同”。本书以海外汉学为切口，提炼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有助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助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里一直被人欣赏，但是人们把它作为一个类型化的“中国诗歌”来欣赏。这是我想改变的。我想向英语读者展现独特的诗人和独特的声音，而非一个笼统的“中国诗歌”。

——宇文所安（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我从向往的方向来，朝向往的方向去。我去到现实之国——中国的旅途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我在那里度过的一年，却成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

——沃尔夫冈·顾彬（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

有时我真不敢相信，我正在看到的是孔子也曾经看过的河水。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英里都有东西，有无尽的故事。我通常带着一个目的去旅行，以了解所有这些故事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禅宗大师还是诗人，或者仅仅是一条河流，如黄河；或一条道路，如丝绸之路。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汉学家）

与西方这种排斥女性作家的传统相反，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流行表彰才女的风尚，才女被称为“女史”“彤管”“女博士”。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化传统比中国更注重女性文才了。

——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荣休讲座教授）

◎ 《和唐诗谈恋爱，对宋词有话说  宇文所安访谈》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James Bryant Conant荣休教授，西方汉学界卓有成就、深具影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诗学。主要著作包括《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1977）、《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1980）、《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An Omen of the World，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1986）、《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1989）、《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初始至1911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1996）、《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2006］、《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2006）、《杜甫诗集》（The Poetry of Du Fu，2015） 、《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Just a Song ：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2019）等，并与孙康宜一起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

宇文所安是北美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巨擘。他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成长在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他沉湎于诗歌阅读，首次接触到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翻译的李白诗歌《长干行》，“遂决定与其发生恋爱”。1972年，宇文所安凭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执教耶鲁大学，后履职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

他的物理学家父亲曾担忧研究中国诗难以“自立”，四十多年后，宇文所安告诉南都记者：“能以阅读和教授诗歌谋生，此生幸甚。”

备受中国读者追捧的汉学家

博物馆里展出的商周青铜器皿，让宇文所安心驰神往。论及他颇富创见的对唐代诗人的阐释，宇文所安用了一个鲜活的比喻：他将青铜器皿周身的铜绿比作古典诗歌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某种意义的锈蚀。而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清除这层锈蚀，恢复词语原本的光泽。

1977年，31岁的宇文所安以《初唐诗》一举成名。在这本书里，他首次对当时不受学界重视的初唐诗歌进行了整体性考察，结合唐诗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透辟地辨析初唐诗歌的自身特色和美学成就。随后，他又陆续出版《盛唐诗》《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等著作，以非凡的文献功夫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在唐诗研究的畛域建树卓著。

中国大陆对宇文所安作品的译介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外汉学丛书”出版了由郑学勤翻译的《追忆》。从2004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成体系地译介其学术成果，包括《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等数本。这套作品呈现出如唐诗般清新刚健的气息，肌理细密而新见迭出，既启发智识也带来不可抗拒的文本的愉悦。它迅速突破了古典文学的学科壁垒，一时间，宇文所安的大名在高校学子乃至普通读者中如雷贯耳，对《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等作品的谈论亦成风尚。

在某读书网站相关条目下，读者们热情地称宇文所安为“美国文青”“一个深深迷恋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国人”“可爱的老头”。

2010年，宇文所安与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联袂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英语世界面世。这部巨著被看作当时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实践，而其采用的“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去经典化”的叙述策略，在中文学界也引起广泛的讨论。

宇文所安对文学史有独特的认识，在他看来，文学史绝非“名家”史。他更感兴趣于抉发宏大叙事之外的有关作者和作品的真相。他自称“历史主义者”，述而不作。“我只是拣起那些被遗忘的，不被看见的，或掩埋在尘土里的东西。”此种理念贯穿宇文所安学术生涯的始终，成为理解其诗学思想的密钥。

既实用又有趣的翻译实践

不容忽略的是，宇文所安还是一位勤勉而杰出的译者。谈起翻译，他颇为自得。他很早就开始大量移译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论，包括初唐诗、盛唐诗和晚唐诗七百余首，他还翻译了杜甫诗歌的首部英文全集，虽然“细致入微、带有层次感地理解杜甫是十分困难的”，但经由翻译，他发现了杜甫天才的“隐秘的角落”。1152页的《诺顿中国文学作品选：初始至1911年》，则被宇文所安定义为“作为‘译文’来说最有意思的产品”。

巧的是，他的另一部译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于2003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是宇文所安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论的教案集结，当中有从《毛诗序》《典论·论文》《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原诗》等主要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及评点。宇文所安的阐释充满真知灼见，读者大呼读来有醍醐灌顶之感。

宇文所安有两种翻译实践：一种是实用性的，为了让不通中文的学生凭借译文学习汉语诗歌。在教授这些诗文时，他常不动声色地观察学生脸上的表情，以此判断“哪些文本是成功的，哪些不成功”。

另一种翻译则使用非同寻常的“戏剧化”手段：他仿佛化身为莎士比亚或《桃花扇》的作者，把翻译的中国作家想象成不同的角色，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及言说方式，以便在译文中传达万千种感性而微妙的诗意的“差别”，并由此突破对英译汉语诗的类型化成见。

“翻译的过程充满了创造性的乐趣。”宇文所安说，“而且，从我学生的反应来看，它效果不错。”

“关于宋词我有一些话要说”

2018年5月，在执教40余年之后，宇文所安从哈佛大学荣退。2019年，他研究宋词的新著《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英文版出版，并于2020年斩获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自从当上教书匠，宇文所安失去了许多阅读写作的闲暇，但在《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的序言里，他坦言教学相长，写作和研究是孤独的事情，而教学“给学术注入了生命力”。

《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的主体内容便来源于宇文所安过去十多年开设的宋词研讨课。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也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这部作品里，宇文所安追踪了词从11世纪到12世纪初的发展轨迹，看词如何由一种宴会上的表演实践演变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他卓有见地地讨论了早期词集的编撰与流通、词作的“重出”现象、词的“感性”话语体系，以及词人（譬如李清照）形象如何被选本及时代趣味所塑造。

这部作品是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由唐转宋”的标志。宇文所安说：“关于宋词我有一些话要说，我希望它能够激发起读者对于词的新的兴趣。”

当我们谈及海外学者的贡献，宇文所安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一个很“多元的”海外中国文学学者群体。在这个群体里，有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教授这样地道的中国人；有美籍华人，其中的一些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欧洲人；也有像他一样的美国白人。大家都把彼此当作“另一个学者”，鲜少注意到种族与国别之分。

“但是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外国/海外学者’。我说的一切不仅仅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意见，更是‘一位外国/海外学者的见解’。这对我来说是有些奇怪和不适的。”宇文所安略为遗憾地说，“我不希望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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