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W. 海沃斯，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院讲师，二战史研究专家。美国富尔布赖奖金获得者。著有《瑟堡之战》《二战中的欧洲》。

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战俘营。它是作为日军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中转基地的身份而存在的，关押在这里的战俘被陆续地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这里成了他们的中转站。

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极端冷漠与残酷的日本看守，食品与药品的短缺，经常性的打骂与人格侮辱……这个战俘营的苦难兄弟们跨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始终以一种团结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与残酷的日本看守斗智斗勇，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并取得了成效。妥协与抗争、智慧与勇气、希望与死亡，在这里可以看到战俘们在时刻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樟宜精神”。

《樟宜战俘营》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好书：该书充分证明日本法西斯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日战争是世界性的抗战。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汤重南

樟宜战俘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之一。如今，我们在阅读这些暴力、血腥的文字的时候，更期待着日本迟到了70年的真诚道歉。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苏智良

二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是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到的地方，都存在他们残害战俘和平民的罪行。《樟宜战俘营》这部著作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这也再一次警醒我们，要对法西斯的死灰复燃保持警惕。

——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齐春风

《樟宜战俘营》让人们在温暖的热带阳光下直视战争的残酷，直面法西斯的丑恶，让人们于鸟鸣中聆听历史的哭泣。

——著名军史专家、《国破山河在》作者萨苏

历史给我们怎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带给未来怎样的历史。围绕樟宜战俘营和缅泰死亡铁路挖掘“二战”日军暴行，重现战俘们的苦难和抗争，就是要用史实昭告世界:追求和平、自由和正义，反对战争、奴役和邪恶，是人类拒绝自我毁灭、延续文明进步的道德底线。

——《人民法院报》编委、总编室主任张守增

第一章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本章是关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加坡投降后的经历。试图找到伴随这些人进入樟宜的主要关注事项，并探究这些关注事项如何促成了他们对囚禁的最初反应。显然，在这一过渡期中，马来半岛战役和新加坡投降的性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与这些新战俘对囚禁生活的反应态度密不可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战俘的行为与被彻底打败的士兵应有的行为大相径庭。在探究导致投降的事件过程中，紧张无力的领导和守卫者缺乏战斗精神等传统看法并不足以解释参与者自己如何看待投降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关于投降的残存感觉相应地直接转化为他们作为刚刚被俘的战俘较为坚定而自信的行动。尽管这一部分可以用樟宜的特殊条件来解释，日本守卫或指导的缺位显然很重要，但在新加坡被俘的士兵在日记中称：“许多人感到，这次失败对于他们作为士兵的能力并不具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突然投降剥夺了他们作为守卫者与日军决战从而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鉴于英军、澳大利亚军队和印军投降前的多次军事逆转经历，这一说法也许看起来不可能，但在新加坡战俘中颇为流行。而且，暂且不论其真实性，这一说法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对囚禁的影响。本章首先探究投降的影响，然后继续检视战俘们对囚禁生活的最初调整。

二战期间最大的谜团

艾伦•罗杰斯（Alan Rogers）是澳大利亚陆军上尉，在医疗队服役期间，他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个人经历，也记录下他对当时形势和其他人员的感想。1943年5月29日，星期日，罗杰斯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上个星期所做事情的感想：

星期三晚上，我们很幸运，得到了几张演出票，我们到帕拉丁（Palladium）剧院去看《我杀死了法官》，这出戏非常棒，演员表演相当出色。

我们从这几句简短的日记摘录中可以得出许多结论。首先，罗杰斯上尉或许是在悉尼或伦敦度假，他努力想忘掉战争，他的努力进展顺利，尽管只是暂时忘掉。

但是，这些假设都错了。罗杰斯上尉确实是远离战斗前线，远离战争，但是他同样也远离悉尼和伦敦，远离那些常规想法，虽然罗杰斯日记中详细记录的内容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过去，罗杰斯上尉一直跟随澳大利亚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中作战。1942年1月至2月间，“固若金汤”的新加坡遭到日军围攻，罗杰斯也目睹了全过程。罗杰斯上尉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盟军将士一起亲历了新加坡投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

从许多方面来讲，新加坡投降只不过是另外一场厄运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罗杰斯一直生活在日军战俘营中。罗杰斯上尉的日记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讨论战时的回忆，而是记录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战俘营被称为“亚洲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也就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

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矛盾和反差非常常见。有人说樟宜战俘营的实际情况与许多常见看法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樟宜战俘营与日军其他战俘营相比非常独特，这个观点更加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日军战俘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概念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罗杰斯和其他人在日记中记录下的这些矛盾和反差可能暗示着樟宜战俘营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谜团。

人们对于日军战俘生活状况的看法简单明了，众所周知：在双方都不退缩的文化冲突中，盟军战士被俘，遭到日军管理者毒打、挨饿、强迫劳动致死。对于日军而言，投降是令人厌恶的，是无法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简单的看法不免有些夸大其词，而且确实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作为日军战俘，他们没有遭受到上述虐待。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只关注那些较大规模、众所周知的虐待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修筑缅泰铁路最能证明日军的残暴，这条铁路常常被称为“死亡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修筑这条横穿泰国到缅甸北部的铁路被誉为土木工程奇迹。英国勘测人员认为修筑这条铁路根本不可能，但是，日军凭借其意志力、1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以及从当地征用的大批劳工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这条铁路是个悲剧，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残暴的象征。缅泰铁路在战后回忆中占据了中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56年上映的电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是根据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le）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忠实于原著，确实，原著本身也没有声称书中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在原著中，这座桥并没有被炸毁；而在电影中，桂河大桥被炸毁了，故事也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也代表了缅泰铁路本身，代表了战俘与日军之间的交流方式。虽然这部电影为那些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描述了战俘的经历，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呈现。没有战俘站出来说电影很真实，他们常常会说，修筑缅泰铁路的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好”。

就像罗杰斯的日记一样，有些资料宣称，除了残暴和苦难这些标准描述之外，日军战俘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这些资料难以得到认同。

樟宜战俘营位于新加坡最东端，从地理位置上讲远离缅泰铁路，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与缅甸和泰国发生了联系。原因有两个。第一，绝大部分从事修筑铁路的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要么在去修铁路之前，要么是在铁路竣工之后，对于许多战俘而言，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对于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而言，樟宜战俘营是他们的出发点。第二，让人感觉意味深长且富有争议的是，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不可能不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如何应对战俘生活方面，从樟宜战俘营出来的战俘的独特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就在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数千名被迫放下武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修铁路。战俘营未来的生活是个未知数，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投降之前，盟军宣传时就关注过日军的“其他方面”，没有人知道，作为“东方人”的俘虏，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事实上，未来非常黯淡。被日军俘获的盟军军人的死亡率说明了命运的悲惨：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有36%死在战俘营里；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率分别是26%和33%。相比之下，沦为德军战俘的澳大利亚军人的死亡率仅有3%。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数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樟宜战俘营与众不同，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日军管理的方式不同；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战俘本身应对战俘生活挑战的方式不同。

本书尝试向读者讲述1942年至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希望把在此期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事件拼接起来，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还探讨了战俘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比上述两个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驱使并迫使他们那么做？在战俘营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很显然，生存是主要目的，也是战俘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对于樟宜战俘营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突如其来的投降

1942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落入日本之手。这一失败衍生的后果十分严重。日军的胜利预告了英国从远东的最终撤退，并对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参与该战役的日本军官辻政信（Masanobu Tsuji）上校写道：

新加坡的沦陷确实是亚洲人民命运的转折点。

A. A. 莫里斯（A. A. Morris）回忆道：“大约1400小时后，我第一次听说投降。当然，我当时并不相信，并认为那是敌人的诡计。”皇家诺福克（Norfolk）团5营的列兵C. 卡朋特（C. Carpenter）也对事件的转折感到困惑。他评论道：

从投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们惊愕地看着彼此，一分钟前我们还准备战斗到底，一分钟后我们却被告知停火并放下武器。

澳大利亚人阿尔夫•蒙特福特（Alf Montfort）军士的日记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2月15日，周日。俯冲轰炸和炮击，有谣传说正在讨论和平条款。据说下午4点签署和平条款，我们并不相信这些谣言。但到7：30这看起来是真的了，晚上8：20，我们无条件投降了，所有战火都停止了。

参谋军士E. W. 巴瑞（E.W.Burrey）也回忆了2月15日这个周日的重要：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从拂晓，俯冲轰炸、机关枪扫射和炮轰，直到大约下午5点，几乎停火……我们猜想战斗快结束了。当晚上8：30听到我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我并不吃惊，尽管有点受打击。简直无法描述我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我只记得把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新加坡被俘的盟军士兵投降后，他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然而，对军士霍奇森（Hodgson）来说，敌对状态的停止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我）正在奢侈的环境中写这些……雪茄和啤酒，隔壁放着无线电。我们一听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让自己在空房子中舒服下来……睡了大约两周来第一夜好觉。

这种解脱感显然很普遍。通信兵赛利尔•库姆斯（Cyril Coombs）说：“（战斗）尽管只进行了一周，能再无干扰地舒服睡一觉真是太好了。”准下士约翰•柯尔施（John Korsch）写道：

2月15日夜，当战场上一片寂静，有两个人对我说：“感谢老天，一切都结束了。”

肖恩（Shean）少校坦率地写道：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坐在莱福士（Raffles）学院前，想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

日本人也不知所措

起初最为担心的是初次见到日本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对长期囚禁的预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他们所掌握的唯一信息是一个想象中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宣传图片和在战斗中遭遇日军留下的可怕经历的扭曲结合。然而现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要与日本人见面，不是士兵对士兵，而是胜利者和失败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给战俘们带来的刺激在当时看来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马来和新加坡的大部分战斗所进行的种族战争的背景下。炮兵下士佩里在日记中提及他对未来的恐惧时说：“如果日本人像人们所说的一半那样阴险，就足以令我们毛骨悚然。”

对于等待日军到来的大部分人来说，此类传闻是他们所掌握的全部信息，他们只能通过这些传闻来推断他们可能受到的待遇。英国人很了解日本人在马来的暴行。1月22日日军在巴力士隆（Parit Sulong）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的大屠杀，以及就在他们投降前几天日军在新加坡亚历山大（Alexandra）医院杀害病人和参谋人员的情况，都是众所周知的。想着这些，预测的氛围十分浓厚。结果没有预测的那般恐怖，几乎没有人直接遭遇过日军，大部分是成为战俘一些时日后才第一次见到了日军。上尉H. F. G. 马利特（H. F. G. Malet）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在日本人为庆祝胜利而组织了胜利大游行后他所写的那些笔记：

我们的敬礼总能得到一丝不苟的回敬，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对敌人的“幸灾乐祸”，尽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作战的成功感到自豪（和一点吃惊）！另一方面，我们却丝毫不感到奇怪，我们知道自己在空中和海上防御方面的能力！

不同的英国人对遇到的第一个日本兵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联邦马来国志愿军（FMSVF）军士长罗姆尼（P.H.Romney）对他与日军的初次接触印象不深。他认为他们“不是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但他们确实给人留下了强健的印象”。A. A. 莫里斯对他接触的第一批日军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们太脏了！他们喉咙里发出不雅的声音，看起来十分邪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大约都是5英尺高，没有特例。我只见过两个像我一样高的，而且他俩都是日本军官。他们大部分外表野蛮。他们脑袋的形状与大猩猩相仿。他们穿着没有领子、打满补丁的卡其色衬衫。卡其色短裤盖住了膝盖，塞在布绑腿里。他们的布绑腿很长，他们的靴子和我们的相似，只不过是用黑布做的，只有鞋底是橡胶的，没有鞋跟。他们中有些人现在穿着我们的……装备，哨兵使用着我们的步枪……他们戴着软布帽……他们的头发都剃光了……他们的声音是喉音而且他们有些人讲话听起来像是动物的叫声。79

很奇怪，莫里斯的这些描述符和了投降前英国宣传的当时的日军图片。对于初次见到日本人，炮兵下士佩里说他们是：

丑陋、外表肮脏的讨厌家伙，使用的是我所见到过的看起来最粗糙的装备，但他们还是把这些破玩意带到了这里……

威尔金森（Wilkinson）上尉也评论称：

他们……都始终极有礼貌并且经常给我们香烟。¬

军士罗克斯博格在新加坡植物园附近扎营时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我遇到了一对战友，自称曾是战俘，但已被释放。他们说他们被日本人得体地对待，与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并且得到了最好的医疗。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日本人对我们都相当得体。

阿历克•霍奇森认为：“这些日本人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矮小，平均约有5英尺3英寸并且肌肉发达，相当强壮。”

阿尔夫•蒙特福特在投降后立即写道：

我们过去没见过太多日本人，现在一个接一个……他们对我们还好。一名军士问我年龄、是否已婚，并说他为我们感到遗憾。能逃离狂轰滥炸当然是个解脱……但在此刻，我们没有一个十分光明的未来，因为我们是战俘，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对待。84

对于处理这么多战俘，日本人其实没有制订真正的计划，起初就如何对待他们显得不知所措。这些新加坡前守军被赶到一个地方，就是位于岛东端的城市——樟宜的原来的英军营地。该地距新加坡城15英里，对这么多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步行。上尉汉南（Hannam）写道：

日本人让我们步军14英里到樟宜，我们第二天早上到达那里。我们每10人分到一根黄瓜和一听上好的牛肉作为行军口粮。

尽管处于被征服的状态，行进队伍还是被迫尽可能有序前进，他们被命令“不得与政府人员或平民交谈，除非通过日军”，并且“部队指挥官会严密注意，保证这一命令传达到全体人员”。86盟军部队被迫以一队长长的绵延的队列行进，有些部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通知到。后来，阿历克•霍奇森记录道：

昨天不得不行进到樟宜，只能携带我们能够携带的物品，所以只带了食物……行军很可怕，但最终在午夜抵达了樟宜，睡在了水泥地上。¬

尽管大部分人本来对于囚禁生活会怎样并不清楚，但很快就明了了。来到樟宜，他们才发现对战俘生活的许多最初预想都是错误的。在樟宜的一位匿名的澳大利亚军官的日记包含了他对囚禁生活和樟宜这个地方的最初印象：

我们的部队……主要任务是给整个战俘营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安排我们像一个完整的战地救护队那样工作，包括我们所有的运输和装置都像往常一样。

他继续写道：

伯特（Bert）和我在车里，我想，他的一句话一定代表了我们当时的心声。他说：“我真的从未想到我们最后会成为战俘，但如果我曾想到，我也想不到会是现在这样。如果有人曾告诉我，作为战俘，我们会驾着自己的车到自己的战俘营去，完全用我们自己的装备，以及我们所有的物资，甚至没有一个日本看守陪同，我们会笑死。”

中文版序 1

英文版序 1

1942－1945年　樟宜战俘营岁月

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描述和观念 5

本书之目的 10

资料来源注释 13

樟宜战俘营简介 15

第一章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的陷落 19

新加坡投降 22

囚禁生活的开始 35

第二章

战俘生活初适应：1942年3月至8月

从士兵到战俘 53

马来亚战役的余烬 54

对囚禁生活的初步适应 59

食物与疾病的困扰 63

念家之情 71

铁丝网内的樟宜：战俘营终成监狱状态 79

教育与娱乐 88

盟军高级军官离开樟宜 90

囚禁感想 91

第三章

史拉兰战俘营广场事件

第四章

樟宜：1942年9月——1943年9月（一）

“战俘劳工团”的离开 121

抵达樟宜 129

营内调动 136

樟宜的怪异之处 141

第五章

樟宜：1942年9月—1943年9月（二）

对未来的猜测 146

健康与饮食：缺乏与对策 152

接收邮件、与家庭联系 158

日军与战俘之间的相互影响 167

第六章

从缅泰铁路归来：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

机场建设 183

“内地”劳动队的归来 184

日本人行为的变化 196

斋藤少将的到来 200

移押至樟宜监狱 203

第七章

樟宜监狱：1944年5月——1945年9月

樟宜监狱 209

1944年圣诞节 227

1945：最后一年 229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238

第八章

结论：低头，但是没有卑躬屈膝

附录 1 263

附录2 264

附录3 265

附录4 266

附录5 267

注释 269

参考文献 308

译后记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