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花园：斯洛伐克》：
有宗教改革运动，自然就有反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就是其中坚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教会之一，其仿效军队纪律制定严格会规，也被称为“耶稣连队”。为了在斯洛伐克宣传他们的教义，耶稣会教士在特尔纳瓦（斯洛伐克西南部城市）利用印刷机来传播用被称为“耶稣会斯洛伐克语”的语言所写作的作品。“耶稣会斯洛伐克语”是受过教育的斯洛伐克人，根据斯洛伐克西部居民方言口音，进行书面化书写，以实现传递信息给斯洛伐克人民的一种语言。
此时的斯洛伐克地区，路德教派的知识分子偏向于用捷克语（比布利蒂奇纳）进行写作，而高等贵族阶层更适应于马扎尔人（匈牙利）的语言和文化，底层的农民则用斯洛伐克语的地方性方言进行交流。
1787年，天主教牧师安通·贝尔诺拉克出版了一部有关哲学的作品，在书中他第一次试图为一种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建立基础。其后，贝尔诺拉克在布拉迪斯拉发上神学院的时候，又和神学院的其他学生一起，开始创作斯洛伐克语译本的《圣经》。1790年，贝尔诺拉克在借鉴了捷克语语法的基础上，开始他斯洛伐克书面语言的编撰，最终完成并出版了《斯拉夫语语法》一书。
1792年，贝尔诺拉克在特尔纳瓦成立了一个斯洛伐克语学社，推广他自己发明的贝尔诺拉克斯洛伐克语（音译为“贝尔诺拉奇纳”）的书面语言。这种新的书面语言，将斯洛伐克中部和西部方言的元素与“耶稣会斯洛伐克语”的特性结合在一起。贝尔诺拉奇纳在形式和结构上非常接近捷克书面语言，不过发音的模式明显不同。贝尔诺拉克在18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着手贝尔诺拉奇纳一德语一匈牙利语词典的编纂工作，最终这部6卷本的词典在他去世12年后的1825年才得以出版。贝尔诺拉克的工作成功地将斯洛伐克语与捷克语分离，不过贝尔诺拉奇纳在当时并未获得斯洛伐克路德教教徒的支持，他们继续用捷克语进行写作。
到19世纪30年代，扬·科拉尔和帕维·约舍夫·沙法里克开始推广一种通用的“捷克一斯洛伐克”书面语言，以此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手段，来团结相邻的斯拉夫人民。在德国求学时，科拉尔接受浪漫民族主义思想，将一个民族看作由语言、传统、地理和血统定义的统一组织。在科拉尔提出的泛斯拉夫版本思想中，存在一个由4种语言代表的宽泛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一斯洛伐克语、俄罗斯语、波兰语和南斯拉夫语。贝尔诺拉克曾经把斯洛伐克人纳入马扎尔人统治范畴之内，但是，科拉尔和沙法里克根据他们对斯拉夫古代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将斯洛伐克人定义为更宽泛的古代斯拉夫文化和传统框架内的民族。其结果是，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必须抵制马扎尔化的民族同化主义政策，并且转向捷克人和一个斯拉夫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是建立在旧的捷克语版本的《圣经》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新的“捷克一斯洛伐克”语言的基础上。
尽管科拉尔和沙法里克的泛斯拉夫理论在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但还是有很多人拒绝将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觉醒的概念，他们认为自己与捷克人没有多少共同的历史。沙法里克于1833年移居捷克的布拉格，此后还成了捷克民族觉醒的关键人物。
对泛斯拉夫主义持反对意见的人中，有一位学者名叫卢多维特·什图尔，他认为尽管日耳曼人表现为一个以他们共同语言为基础的独特的民族，但斯拉夫人民及其语言的多样性，阻止了他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斯拉夫民族。相反，斯洛伐克人表现为斯拉夫民族之内的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对他们自己的政治事务的一些控制方式都具有天赋权利。
1846年，什图尔出版了一部作品，以抵制科拉尔和沙法里克对“捷克一斯洛伐克”语言的推广，转而提议就斯洛伐克自己独立的书面语言达成一项共识。什图尔早已在数年前完成了他自己对斯洛伐克语言的整理，由此推出了什图尔斯洛伐克语（音译为“什图罗夫奇纳”）。什图罗夫奇纳借鉴了贝尔诺拉克斯洛伐克语的元素，但是使用了斯洛伐克中部的塔特林方言，因为塔特林方言对那些生活在斯洛伐克东部和西部的人来说都更浅显易懂。什图罗夫奇纳刚推出的时候，传教士知识分子普遍不爱用，天主教教徒继续使用贝尔诺拉奇纳，路德教教徒也继续使用比布利蒂奇纳。直到1851年的一次妥协，双方才开始慢慢接受什图罗夫奇纳，从此什图罗夫奇纳奠定了现代斯洛伐克书面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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