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抗战中的血色交通线（第十部）》：
李文田连声答应。
张自忠接着问保安总队长宁殿武说：“最近日军频繁调兵来津，但兵力却好似去无踪影。宁队长，你可有这方面的确切消息?”宁殿武起身说道：“经我方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近日来，大批日军从塘沽登陆后换乘汽车去兵营。
实际上，狡猾的日本人是在用疑兵之计。他们每天白天大摇大摆地从塘沽乘汽车沿马路而来，故意让沿途中国人看到，以起到对中国人的威慑作用。到了夜里，这些日军又换便衣携带军装再乘火车回到塘沽。待第二天再次换上军装乘汽车来到海光寺。如此一来，不知虚实的百姓便以为日军在不断增兵，对日军的肆意妄为更是敢怒不敢言。”张自忠连连感叹：日本人实在太过阴险。看样子，我们还须小心提防，中日之间迟早得有一战11937年6月以来，日本侵华的步伐明显加快。
天津海光寺内比以往显得更加繁忙，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频频来到华北驻屯军兵营，与田代皖一郎召开军事会议，意图加紧策划扩大侵华战争。
6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满洲铁路局、海军中央部等军界重要人物，齐聚大连共商与中国开战事宜。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会上说，从1933年春季以来，我军攻略热河、进击关内，及《塘沽协定》等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再次兴起和激化。
田代皖一郎说：“在华北，这两年中国军队连续挑起了反满抗日事件，尤其自1935年秋以来，由于华北分治工作的进展，连中方签过字的《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其中修津石铁路的项目也遭到中国方面的拖延与反对。现在不仅华北，甚至华中和华南抗日运动也日趋激化，两国邦交呈现紧张局面。”植田谦吉甚至在会议上赤裸裸地叫嚣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一旦与中国开战，日军在三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中国。”日本海军虽然与陆军一直矛盾不断，但在对华开战问题上却不甘其后。海军中央部向下村司令官说：“海军中央部为防华北事态恶化，对各舰队、航空队等正在进行严格训练。目前已把飞机用燃料急速集中到佐世保。且将第13驱逐队分配在大沽和天津，只等华北战事开始。”日本军界已全面做好与中国开战后增兵的准备。
6月30日，日本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文磨组阁。最初时，日本的文职领导人并不想占领中国，只想从根本上掌控中国。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与中国开战，可能会陷人中国的泥沼中无法脱身。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却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国的大地的肆意驰骋。毕竟，从1895年以来，日本在各个战场上都攻无不克，扩张势头大有不可阻挡的态势。
三天后，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他认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需要再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即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以一个日本兵失踪为由，向宛平城发起进攻，惊天动地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军参谋本部凭此确认，全面占领中国的良机已经到来。
随后，日本开始转入举国战时体制，曰军参谋本部分别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向中国华北开进，在两个月内消灭29军，再用三四个月消灭国民政府。同时，日本裕仁天皇钦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病的田代皖一郎，为新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7月12日，香月清司抵达天津。他到天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消灭驻守平津的第29军。
日军像一头饥饿的野兽，悄悄地蛰伏在乎津地区伺机待发，而宋哲元所率领的29军却仍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西北军出身的宋哲元依然幻想着能向往常一样，在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继续游走，保住冀察平津这块得来不易的地盘。
7月28日，天津的天空一片阴霾，空气沉闷炎热，海河水喧嚣着汩汩涌向渤海，一切都显得那样躁动不安。一清早，第29军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便急匆匆冲到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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