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斯托夫文集（第3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
《手记》的序言严重地影响了正确理解《死屋手记》。为什么需要这一部分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呢？好像《手记》是由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良奇科夫先生，一个因杀死妻子而服苦役的囚犯写成的。是为了检查吗？然而，要知道，《手记》中丝毫也没有隐瞒，戈良奇科夫是由于政治问题而被迫服苦役的。例如，当他忽然想参加囚犯们的意见时，其他的政治流放犯就提醒他，他的参加只能把一切都弄坏。“他们对他说，请想一想吧，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还有其他的地方也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手记》的作者不是一个刑事罪犯，而是一个政治犯。一句话，序言不可能蒙骗检查。如果说它欺骗了谁的话，那么就是欺骗了读者，使读者对说书人戈良奇科夫本人有一种不真实的理解。从序言部分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生活而已经永远死去的人。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话，甚至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他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的日子。他走出自己的小室只是为了用劳动来获得可怜的几个戈比。他在孤独地死去，他被大家所遗忘，他也忘记了大家。当然，还有一些被活埋的人不仅在监狱里，而且是在外面。然而这些人一般不写自己的回忆。如果写的话，也大概不会用《死屋手记》的腔调。他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可以看见囚犯欢乐的眼睛呢？他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可以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中找到的各种“善”的感动的生命力呢？戈良奇科夫也许可以去描写暗无天日的永恒地狱（我重申，即便开始描写，这种人也写得很少）。他没有希望——难道这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希望都完了吗？这我不想作为一个原则来引用（读者还没什么可以异议的），我暂时仅仅“从心理学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写《手记》的时候，在服苦役的时候，就曾是戈良奇科夫的直接对头。他首先是一个充满希望、伟大希望的人。所以他认识世界的方法，他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这就使他的心免于生锈，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原封不动地保持服苦役前的那个完整的“博爱”思想的原因。如果他的心灵和戈良奇科夫的心灵一样总是在诅咒，那么博爱能帮助他吗？是像他自己所说，“信念”的精神在鼓舞着他，还是相反，无论它多么崇高，“信念”本身需要支持呢？这一问题提得非常恰当。戈良奇科夫没有写成《死屋手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成了。如果在这部小说中有时能发现明显的不一致，如果有时你看到一些个别的场面和意见突然破坏了“博爱”情绪的总的和谐，这就应该被看成是希望的表现。要知道，希望是最变化莫测的。因为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许，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的时候，希望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甚至长时间地抛弃过他。就在他感到自己确实永远和最后一个人一样的时刻，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应该发展成完全是另一种哲学，一种真正的苦役哲学，没有希望的哲学，一个地下室人的哲学。所有这一切我们还不得不费许多口舌来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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