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实际上就是一种关于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做出最优选择的一种谋略。不要把博弈当成什么深不可测、难以理解的高深学问，它实际上是一门浅显易懂、容易掌握而又实用的策略性学问。
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博弈之说，在古代已有很多这方面的着述与实践，春秋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其实也是诸侯国及谋士之间的钩心斗角，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用今天的观点看来正是一部博弈论教材！无论是兵书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还是现代流行的所谓“商战策略”“公共关系”以及所谓的“厚黑学”都是关于如何赢得与人交往的胜利，或者说如何获取成功的。在社会交往中，中国人对博弈论早已运用自如。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交往均是学问。而中国很多“做人”的道理，正道出了如何在人与人的博弈中获取成功，例如，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轻易得罪人，不要锋芒毕露（如枪打出头鸟）等等。不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所谓关系不仅是科学，更是一门艺术。
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中，社会是由不同人群的集合体所构成的。不同的人群集合体形成不同的结构，一个结构中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就构成一个博弈，这个博弈是广义上的。社会中有不同的文化，人类有文明、道德，如果说文明、文化、道德是宏观的社会现象，那么还存在着微观的社会现象，例如，群体为什么既有合作，也有不合作？为什么人群之间或集团之间有“威胁”和“承诺”？这些都是博弈论研究的对象。
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rational）。所谓理性的人是指行动者具有推理能力，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
博弈论力图在这个最简单的假定下得到丰富的结论，博弈论专家的这种做法就如同物理学家对自然的假定一样。众所周知，物理学家往往假定几个最基本的假设，这些最基本的假设构成公设，其余的结论由它们推出，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只有两条假设：（1）物理定律在所有参考系中不变；（2）在所有参考系中光速保持常数。通过这两种简单的假设却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如运动的参照系中尺子收缩、时钟变慢等等。相对论的这两条公设改变了物理学的整个构架，也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整个看法。
博弈论的假定是如此的简单，它能得出令人惊奇的结论吗？它能改变人们对于社会的看法吗？这些是伟大科学的要求！我们将发现，博弈论确实能做到！通过理性人假设，博弈可以得出很多惊人的悖论，如囚徒困境、智猪博弈、蜈蚣博弈悖论等。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陷入不知该如何选择的两难境地，甲很好，乙也不错，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选择？有些事情错了可以重新再来，而有的事情一旦决定就无法改变，如何能让自己更有机会远离后悔的深渊？你我都需要一种可以让我们很好地去选择的方法，这就是博弈论所要研究的。
从古代的田忌赛马到今日国家间的军备竞赛，都可以看作是博弈理论的应用。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件及结果已超越了人类知识和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使我们不能完全确定我们行为的后果。是的，世界不确定；上帝是一个赌徒，他在不断地掷骰子！
在这样的不确定环境中，我们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决策呢？
一种简单的应对办法是，随意选择一个行动方案——反正结果是不确定的，我们何必要认真选择？的确有人是这样做的。日常生活中，在面临多种选择而不知所措的时候，经常有人通过抛硬币来确定他们的选择。
不应否认，在某些时候，抛硬币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至少它使得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们为早下决定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理由，从而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抛硬币的确不是一个好办法。比如，当你接到面试通知并允许你选择第几个上场的时候，或者在比赛中有权选择比赛顺序的时候。
面临不确定环境的选择，本身只是一个单人决策的问题。如何将这个单人决策的问题转化成博弈问题呢？我们的做法是引入一个虚拟的参与者——上帝。上帝无所不能，所以他一定能控制他掷出的骰子。当掷出骰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骰子会出现什么数字，但是万能的上帝一定知道会出现什么数字；他一定也知道如何掷骰子才能获得想要的数字。每一次，在掷出骰子之前上帝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却只有在他的骰子停下来的时候才知道上帝事先已确定的数字是多少。问题是，我们的决策需要在他的骰子停下来之前做出，所以我们得费心地猜测在掷出骰子之前上帝究竟选了哪几个数字。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就转变成决策者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博弈。上帝对决策者的信息无所不知，而决策者却不知道上帝内心的选择。所以，经验以及对各种结果可能性的估计，对于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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