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江湖-1898~1958书影旁白》：
对变法失败的伤悼，乃至对时局人事的灰心，使得严复虽然仍以译著西方学说为己任，但毕竟在参政议政的行事上多了几分小心谨慎。戊戌变法之后，他也试图从颇有公共影响力的翻译家兼评论家身份，向着埋首著述、不问世事的专业学者身份悄然转变。远离政治，闭门著书，系统译介西方经济学说及逻辑学理论，成为他当时的志业所在。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的到来，让天津的时局也混乱起来，他只得避居上海。“庚子国变”之际，由于参与了唐才常等组建的“国会”，严复竞成为通缉要犯，更为狼狈不堪，只得逃到上海的租界里暂避一时。
到1905年，53岁的严复壮心已死，呈现出一位专业学者的态度，不但推掉了一些抨击时局、针砭时弊的讲学、讲演与学会等种种社会活动，还屡次告诫家人要谨慎处理人际关系与应对时局。
他在给其长子严璩的信中就明确提到，“吾儿方及壮年，家贫亲老，此后职宜与世为缘，岂宜更蹈汝父覆辙，邀其谤毁？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忤俗。吾前者即缘率意径行，于世途之中不知种下多少荆棘，至今一举足辄形挂碍……”云云。这是作为父亲的严复之谆谆劝诫，又何尝不是他此刻的夫子自道呢？于此，就更能充分理解，严复为什么会在1905年“商务版”《天演论》正式出版之际，干脆将“例言”中的那一整段文字完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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