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戏曲论集》:
《汉宫秋》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悲剧,《梧桐雨》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然而造成悲剧的原因,主要不在皇、妃之间,而在于汉族政权与异族的矛盾冲突,即汉元帝、王昭君与匈奴,唐明皇、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即所谓的汉番矛盾。匈奴是北方游牧小国,经济落后,与汉本以舅甥相称,军事力量不能与汉朝匹敌,所以他遣使进贡,口气是“欲请公主,未知汉帝肯寻盟否”;听了叛贼毛延寿的挑拨,下定了南侵的决心:“如今就差一番官,率领部从,写书与汉天子,求索王昭君与俺和亲。若不肯与,不日南侵。”从此整部作品矛盾就在匈奴大军压境下展开。汉元帝昏庸无能,束手无策,平日以为“忠臣皆有用,高枕已无忧”,一旦外族入侵,朝中文武百官,个个“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尚书甚至无耻地说:“他外国说陛下宠昵王嫱,朝纲尽废,坏了国家。若不与他,兴兵吊伐。臣想纣王只为宠妲己,国破身亡,是其鉴也。”面对只会“山呼万岁,舞蹈扬尘”的文武班头,汉元帝哀叹道:“少不得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万州,只待要割鸿沟。”在百般无奈中,只得将爱妃送出灞桥。总之,在番汉冲突中,匈奴虽小、虽弱,却步步进逼,气焰越来越嚣张;汉王朝虽大、虽强,因皇帝的昏庸无能、叛贼的投降变节,文武大臣的腐朽无耻,步步退让,力量的悬殊,终于导致昭君的投江明志和元帝的秋夜哀叹。《梧桐雨》矛盾同样在番汉之间展开。冲突同样由于皇帝的昏聩,文臣武将的无能,致使强大的唐帝国抵挡不住小小一员番将导演的一次叛乱,当唐明皇令丞相李林甫“选将统兵出征”时,李林甫说:“如今京营兵不满万,将官衰老,如哥舒翰名将,尚且支持不住,那一个是去得的。”又说:“安禄山部下蕃汉兵马四十余万,皆是一以当百,怎与他拒敌。莫若陛下幸蜀,以避其锋。”力量由强变弱的唐明皇在不断壮大的安禄山叛军的追杀中,节节败退,并在大逃亡中让杨贵妃成了牺牲品。
否定性冲突是矛盾双方由于一方力量强大,一方力量弱小,力量弱小的一方被力量强大的一方打败击垮,给否定了。古典悲喜剧的戏剧冲突性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说古典悲剧的情节发展是单向的话,古典悲喜剧的情节发展则是双向的,邪恶力量战胜正义力量为一向,正义力量反过来战胜邪恶力量为一向。其冲突是建立在阴阳互补、循环哲学基础之上的。
《窦娥冤》《赵氏孤儿》的悲剧冲突就是双向的运动:就客观现实的力量对比说,窦娥及忠臣赵盾一家的力量敌不过官府、流氓无赖和奸臣屠岸贾,但就道义的是非、善恶说,代表正义的窦娥、赵氏孤儿的正气,却不断上升,最终压倒了封建官府、奸臣的邪恶之气。
窦娥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世悲惨,丈大去世后,与蔡婆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张驴儿父子以救命恩人自居,想占有窦娥婆媳,并吞财产,窦娥寄希望于官府,元朝是个黑暗、腐败、野蛮的社会,官员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加上与流氓无赖相结合,想求得个公正判决,岂非妄想!在桃杌太守眼中,人是贱虫,在“不打不招”的逻辑下,窦娥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所以,窦娥之死,就在她无权无钱,势单力薄,是条贱虫,既斗不过庞大而又腐败的官府,也斗不过蛮横不讲理的无赖恶棍,现实力量的悬殊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是邪恶力量战胜正义力量的一向。然而,道义在窦娥一边。窦娥无辜受刑的过程,也就是人间正气不断高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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