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青春中国诞生的呼吸；他的《变法通议》是一新文化向旧文化宣战的一把利剑；他的“小说界革命”的尝试为腐朽的旧文学注入一支兴奋剂。他就是梁启超！他力主变法却踏上流亡之路；他推行共和体制却步履艰难；他指挥讨袁护国却遇重重阻拦；他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干将，却最终分道扬镳……本书汇聚了写下的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共收录近十余年来研治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等二十三篇，内分五辑。由文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史，由史及论，既有对梁启超生平与著述、事功的总体评述，包括时人与后人、师友与家人的感性印象；也有对梁启超剧曲创作、文类概念与文学史研究的专深探讨或考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位近现代政治、学术大家的历史面貌。

本书汇聚了写下的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共收录近十余年来研治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等二十三篇，内分五辑。由文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史，由史及论，既有对梁启超生平与著述、事功的总体评述，包括时人与后人、师友与家人的感性印象；也有对梁启超剧曲创作、文类概念与文学史研究的专深探讨或考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位近现代政治、学术大家的历史面貌。

学者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笔名有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沧江等多种。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得年仅五十七。其家族于2月17日开吊，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亦于是日假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同时，上海各界由陈三立、张元济主持，于静安寺设席公祭。

梁姓自北宋始由秦地同州迁入广东。先生祖上居茶坑村，十世皆务农，至祖父维清（号镜泉）先生，方有志向学，捐为附贡生。先生幼时，于诸孙中最得祖父喜爱，日则教读，夜则随寝。熊子为一小岛，地当西江入南海之口，南距宋帝昺自沉殉国之崖山约七里。祖父每与儿孙讲说南宋故事，“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梁启超《哀启》）。父宝瑛先生，字莲涧，亦习举子业，不得售，遂教授于乡里。先生兄弟少时，均曾由其父亲教。而初识字之启蒙老师，则为其母。其家教慈而严，不以常儿视先生。

先生生性聪慧。四五岁开始读书，即习“四书”“五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十七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此前两年，已就读于阮元创办之广州学海堂，治学之范围与兴趣亦随之由帖括转为词章、训诂。十八岁时，其人生道路发生变化。此年入京会试，下第途经上海，购读《瀛环志略》并接触西学译书，为之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同年，谒见康有为，拜服师从，又为之开启了研治新学的大门。次年，入康氏设教之万木草堂学习。草堂教育“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借公羊“三世说”宣传维新变法，予先生影响至深，自谓“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

甲午战后，激于国变，先生奔走南北，著书授课，一以救国为务。先后参与公车上书、强学会、湖南新政、保国会、请废八股、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并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大批政论文，编著《西学书目表》，力倡引进西学，变法图强，势在必行。其文风靡全国，一时声名鹊起。又赴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培植维新人才，使湖南风气大变。

变法失败，先生东渡日本，开始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活。赴日之初，即热衷于学习日文，广泛浏览日本的“洋学”书籍，受到明治文化的冲击，“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居日期间，仍热心政治活动，组织保皇会，成立政闻社，从事立宪运动，为此数次离开日本，赴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美洲等地。其中1903年的美洲之行，使其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反对流血革命，坚持君主立宪。而其用心最多且成效最大者，实为办刊撰文，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以“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借撰写西方思想家学案，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及其他学术思想；而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与旧学，讲求“新民”之道，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均表现出极强的开创性。所著《中国积弱溯源论》与《新民说》，最早系统检讨了国民性问题，至今仍富有启示意义；《新史学》以“史界革命”为旗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初步奠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中国学术史首次作科学的研究，为后学提供了具体的治学范例。即使一向被视为“馀事”、“小道”的诗文、小说，先生亦郑重对待，除发表《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诸文，阐述“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思想，更身体力行，创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新体诗、《少年中国说》等新体散文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稿），对改变文学风气大有助益。

民国建立，先生随即归国，历任袁世凯政府之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及段祺瑞政府之财政总长，并策动反对袁氏称帝的护国战争，参与讨伐张勋拥清帝复辟的战役。1917年底，自觉只能做“理论的政谭家”，不能胜任“实行的政务家”之职，因而退出政界，基本结束前期显赫而并不成功的政治生涯。

随后，先生出游欧洲各国，增强了以中国文化救世界的信心。1920年回国后，虽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却谨守社会名流身份，取独立超脱姿态，倡导国民运动，抨击时弊恶行，大部分精力与时间则用于讲学与著述。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抵触，迅即改用白话文写作。又举办多项文化事业，如组织共学社，刷新《改造》杂志，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并热心于到各地进行学术演讲。晚年，除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课外，主要执教于清华学校，为该校研究院国学门著名的四导师之一。著作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最用力，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力作。临殁前三个月，仍奋力执笔，编订《辛稼轩先生年谱》，终于不起，真正实践了其“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之言。

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外交欤？内政欤？》）。而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故以政治家身份而论学，开通民智、变法图强为其最高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故主张纯粹的学者态度，终以人格修养为归宿。贯穿其间的“新民”课题，也因此呈现前期的重在批判、取法西方与后期的重在表彰、取法传统之不同。沟通二者的根基，则在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先生治学，气魄宏大。早年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拟分十六章，已露端倪；晚年亦有写作《中国学术史》、《中国佛教史》等庞大计划，而总其成者为《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则为其终生念念不忘的事业。所遗留之《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史》全目，涉及面之广博，令人惊叹。凡此均因其兴趣多变、精力不济而无一完成，又令人叹惋。

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先生后期的学术著述，大致是前期研究题材的深入与放大（《梁任公先生》）。诸如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此时均有专门研究，而尤以史学为大宗、为指归，其伏脉则皆可追溯到《新民丛报》时代。相对而言，先生后期的著述更谨慎、细致，注重系统性与科学化，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烦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从定义入手，经过论证，做出判断，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在论著中，先生又每每强调方法的运用得当，如以问题、时代、宗派三种研究法的交叉使用为其学术史撰述的基本策略，便可收提纲挈领之效。其毕生所求乃在“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墨经校释〉序》），此为先生治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是其学虽多变，而自有不变者在。

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字数总计在一千万言以上。后死友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四十册，卷帙浩繁，仍搜罗未备。因写作速度快，不免有粗疏、草率处，为白璧微瑕。

其性格喜新善变，本无成见，名言为“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政治主张之多变尝为人诟病，而能随时进步，实为其长处。学问上亦不肯故步自封，每喜推陈出新，以是开后人治学诸多门径。其为人热情坦诚，文字亦平易畅达，虽做专门研究，仍时刻不忘文化普及工作。

1992年9月14日于蔚秀园

（原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