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1929~2009年）

玛丽莲·弗伦奇出生于布鲁克林，是一位工程师和百货商店店员的女儿。她从小热爱写作，十岁便开始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1950年，在霍夫斯特拉大学就读期间，玛丽莲结婚，开始兼职打工以支援丈夫就读法学院。受波伏瓦《第二性》影响，玛丽莲一直坚持创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她完成了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学业，获得哲学和英语文学学士学位以及英语硕士学位，成为一名英语老师。1964年，她考入哈佛大学，由于丈夫对其写作事业的反对，两人于1967年离婚。玛丽莲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77年出版《醒来的女性》一书，一举成名。尽管由于暴露了很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引发舆论争议，但本书仍在全球销出2000多万册，出版22种语言版本，成为现象级的话题之作。

我们来认识一下米拉。

她是一位喜爱读书的小镇女孩，从小就是个独立而聪明的孩子。她十四岁读尼采和潘恩，开学第一天就学完了全部课本，学校只得让她跳级。可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女性最常见的职业是“打字员”，人生的主题则是“家庭”。母亲对她最大的期望就是“嫁个好人家”。在 一个封闭的小地方，她的聪明和独立却使她成为异类。久而久之，她屈服了。她像其他女孩一样草草结婚，穿紧身褡，学做饭，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生下两个孩子，努力让自己做一位“贤妻良母”。丈夫有体面的工作，她也住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房子。她举止优雅，总是面带微笑。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在生活的平静表象之下，她正在默不作声地崩溃……

【瓦尔是不会屈服的】

瓦尔看着她，米拉从瓦尔脸上看到了令瓦尔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一刻，她的表情里包含了一切：理解、同情、对痛苦的了解、意识到那些我们年轻时视为幸福的事物的难得，以及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快乐—幸存下来的人才明白小小的快乐是多么珍贵。

米拉摊开手。“没有解决办法。”她耸了耸肩。

“问题是必须得做出选择。”

米拉疑惑地皱起眉。

“你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一起，要么分开。要么结婚，要么不结。要么生孩子，要么不生。”

米拉心里一沉。“我就是无法选择，”她问瓦尔，“如果我们在一起，但不要孩子，你觉得他将来会原谅我吗？”

“如果你们在一起，生一个孩子，你将来会原谅他吗？”

米拉笑了。她们一同哈哈大笑起来。“去他妈的将来！”瓦尔喊道。米拉握住她的手，她们坐在那儿，望着彼此不再年轻的脸庞，在岁月的洗礼下，添了些许皱纹，在生活的历练中，多了几分豁达。在这个满是年轻人的地方，她们这些幸存者因为一个只有她们能懂的玩笑而开心着。米拉想起几个月前，在一场化装舞会上，瓦尔出场的那一刻。她穿一身性感的黑色衫裤套装，上面缀饰着羽毛，她的头发闪着银色的光泽，眼睛上涂了绚烂的蓝色眼影，手拿一根长长的黑色烟斗。她走进来，摆了一个浮夸的造型，大家都停下来，看着她笑了。她也笑了。她站在那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此刻，体形和年龄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摆出一副诱惑的姿态，得意地笑着，她是在笑自己，笑自己的幻觉和欲望，笑她这种妖艳的模样—但若没有这些，这个世界岂不索然无味？我们中有一些人懂她。我们都将是被嘲笑的对象。人们都看得出我们的脖子变干瘪了，下巴变松弛了，走路姿态不再轻快，发际线也后退了。年轻人也一样，尽管他们还不承认自己会变老，不承认他们想象的美好生活不会实现，但他们已经知道，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比如身材不够修长，膝盖上的皮肤不够光滑。就连我们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人都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比如眉形不好、鼻孔太大。所有我们这些漂亮的、上了年纪的人，都在迈向死亡之际打扮着自己，用生命来装扮自己，试图摆脱死亡的阴影。她让我们看到了这点。她进来的时候神采飞扬、笑靥如花、艳光四射。啊，瓦尔是不会屈服的！

【米拉得知怀孕之后】

五月，她的月经没来。她很紧张，因为她平时周期很规律，还因为在她第一次尝试用子宫帽失败之后，诺姆坚持用以前的老办法。他不喜欢在欲火焚身的时候，还要等她在浴室里鼓捣十分钟。她怀疑他是想自己掌控局面。她担心避孕套有风险，可有时避孕套破损严重时，诺姆就什么都不用，只是在高潮前抽出来。她觉得那样很冒险，可他向她保证说不要紧。

多年之后她才觉得，在这方面，她对他言听计从，这很奇怪，可能因为她讨厌戴子宫帽。到后来，她干脆完全不喜欢做爱了，因为他总是让她“乘性而来，败性而归”；如今，手淫的时候，她也能到高潮。回溯从前，她才意识到，她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他，就像她当年必须将人生托付给父母一样。她只是将自己的童年转移了过来。尽管诺姆比她大七岁，还在战时参过军，也有过几次冒险经历，但他这个年纪，还不足以去当一个孩子的父亲。或许，在潜意识中某个隐秘的角落，她是想要孩子的。也许，她所等待的，她所谓的成熟，就包括生一个孩子，将他抚养长大。也许吧。

可在当时，这完全是一场灾难。他们要怎么生活？她面色苍白、眉头紧锁地去找妇科医生。那天晚上她带着这个消息回家时，诺姆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考试。一天的工作、舟车劳顿，在医生办公室漫长的等候，已经令她疲惫不堪。从汽车站走过两个街区回来的路上，她想象着，也许诺姆已经准备好晚餐了。可是进门之后，他仍在学习，在吃着奶酪和饼干。尽管他知道她去了哪里，也知道她干什么去了，他还是因为她回家晚了而生气。她走进房间，看着屋子里的他，他也无言地与她对视。三个星期以来，他们很少讨论什么别的事。无话可说。

突然，他把手里的书从房间那一头丢过来。

“你毁了我的人生，你知道吗？”

她在一把摇椅边上坐下来：“我，毁了你的人生？”

“现在，我不得不退学了，要不然我们怎么生活？”他紧张地点燃一支烟，“你回来告诉我这些，我还怎么准备考试？如果我考不及格，就会被退学。你知道吗？”

她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派超然。她想指出他最后一句话的逻辑错误。她想指出，他这番抨击多么不公平。可他觉得这么说没错，觉得他有合法的权利像对待调皮的孩子般对待她，这让她不知所措。那股力量让她无法抵抗，因为他的合法权利是整个外界所支持的。这她是知道的。她试图说服他，于是探身过去说：

“我在床上逼你了吗？你说你的方法是安全的。是你说的，学医的先生！”

“是我说的！”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怀孕了。”

“就是安全的，我告诉你。”

她看着他。他脸庞发青，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似在狠狠地谴责。

她声音颤抖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这孩子的父亲？你的意思是这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他愤恨地瞪着她：“我怎么知道？你说除了我你没和别人上过床，可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我听过不少关于你和兰尼的事。大家都在谈论你。那时候你自由惯了，难道现在就会改了？”

她又跌坐回椅子上。她和诺姆说起过她对性的恐惧、对男人的恐惧，以及对她所不了解的那部分世界的胆怯。当时他温柔地听着，充满爱意地抚着她的脸，紧紧抱着她。她曾以为他能理解，因为尽管他在军队时有过一些冒险经历，但他和她有一些共同之处—害羞、恐惧和胆怯。她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但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引敌入室，让他进入她的身体。它就在那里生长。他和他们的思考方式一样；他，和他们一样，认为他对她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他是男的，她是女的；他也像他们一样，相信他们用于形容女人的，称之为贞操和纯洁，或是婊子和荡妇的东西。但他很绅士，值得尊重，他已经是男性中出类拔萃的人之一。如果他也和他们一样，那就没有希望了，就一点儿都不值得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了。她又向后靠了一点儿，然后闭上眼睛，轻轻摇晃着椅子。她的意识进入了一片安静而黑暗的领域。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此刻她不必想这些。她所要做的，只是找到一条出路，而她已经找到了。她终究会死，这一切终会结束，都会过去的。她再也不会有现在这种感觉，多少年来，她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是现在更为强烈，仿佛火箭在她的全身炸开。她的胃，她的头，比心更痛。身体里迸出火与泪，那泪水如愤怒之火一般灼热、刺痛。没什么可说的。他就是不明白。这种伤痛太深了，好像她是孤身一人，好像她是唯一有此感受的人。一定是她错了，尽管她丝毫不觉得。没关系，什么都无所谓了。

过了很久，诺姆走近她。他跪在椅子旁，“亲爱的，”他温柔地唤着，“亲爱的？”

她仍然摇着椅子。

他把手放在她肩头。她颤抖了一下，躲开了。

“走开，”她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说，“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他拉过一个脚凳，坐在她旁边，抱住她的腿，头靠在她膝盖上：“亲爱的，对不起。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完成学业。或许家里人可以帮帮我们。”

她知道他说得没错。她知道他只是害怕，和她一样害怕。但他觉得他有权利责怪她。她得知消息的时候也很心烦，但她并没有责怪他。她只把它看作两人的共患难。她把手放在他头上。那不是他的错，只是诸事不顺。没关系，她终会死去，会远离这一切。她碰到他的时候，他哭了。他的确和她一样害怕，或许比她更害怕。他把她的腿抱得更紧了，他啜泣着，道着歉。他不是有意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幼稚得可笑，他很抱歉。他紧紧地抱着她，哭泣着，她缓缓抚摸他的头。他振作起来，看着她，抚摸她的脸颊，他讲笑话逗她，擦去她脸上的泪水，把头靠在她胸口。这时，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从她眼眶中落下来，惊吓之余，他一把拥她入怀，不住地说：“对不起，亲爱的，天哪！对不起。”她想，他以为她是因为忠诚遭到怀疑而哭吧，他不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会明白。终于，当她不再泪如泉涌时，他对她笑了笑，问她饿不饿。她明白了，起身去做晚饭。一月，孩子出生了。过了一年半，她又生了一个。诺姆的父母借钱给他们，还写了借据：借八千美元，于工作后还。这之后，她又买了一个子宫帽。可是从那时起，她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