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沃克曼（Lance Workman） 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学客座教授，英国心理学会准会员，自由科学作家。他曾担任巴斯斯帕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并在《心理学家》杂志担任了7年的采访编辑。他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是进化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发表过大量与人类和动物行为有关的文章。沃克曼经常在媒体和报刊上评论心理学研究新进展，他在威尔士广播电台开设了自己主持的系列节目。
威尔·里德（Will Reader）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的研究和写作兴趣在于进化与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他近年来完成了由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资助的社交网络进化研究。里德的作品曾被一系列媒体刊物报道，包括《卫报》《每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印度时报》和《科学日报》。他特别自豪于自己曾出现在《新科学家杂志》的“本周精彩语录”中。

殷融 心理学博士，潍坊学院教授，中国理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科普作家，影迷，科幻小说发烧友。 主要研究方向为进化心理学；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多次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曾翻译《道德动物》、《心智社会》、《科学思维的八堂课》及《查尔斯·达尔文：进化思维的塑造者》等作品。科普著作《从猿性到人性：生命史上最完美的剧本》入选2021年国家文津图书奖推荐作品。

为什么我们善待他人? 如果自然选择青睐的是基因的“自私性”，那么为什么人类有时会为了非亲属而自我牺牲?是人类发展出的“自由意志”使我们能够超越“基因命令”而做出真正的利他举动，还是这类行为其实也是进化的产物？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我们经常看到冲突、争斗和暴力，为什么人性中还保留着如此不光彩的一面？为什么人群中会有“黑暗三人格”？为什么会有赌徒心理？为什么人类的记忆、思维、推理存在一定限度，而没有进化得越来越强？为什么人类会进化出消极情绪加工偏好？为什么进化不能让我们摆脱精神问题？抑郁症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吗？为什么人类会成为优秀的模仿者？童年是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游戏如此令儿童着迷？
忠诚的一夫一妻制、伴侣间无与伦比的爱、择偶偏好、同性恋与异性恋、出轨、婚姻内性暴力、柯立芝效应、红桃皇后理论……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对动物和人类择偶行为的探究，展现了一幅奇异的图景，甚至会让媒体借题发挥，编造出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关于人类解剖形态和生理机能的研究结论仅仅告诉了我们基因可能允许我们做什么，但从没有表明基因一定会强迫我们做什么，我们的道德发展和自由意志使我们成了能够选择不服从基因指令的物种。
人类的心智就像其他身体器官一样，也是进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塑造心智的进化压力来更好地理解心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心理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革命拉开序幕并迅猛发展，它很快渗透进两性关系、合作、审美、道德、智力、攻击性、亲社会行为、语言、记忆、情绪、人格和精神疾病等心理学各个研究领域，并不断开枝散叶，其解释之简洁优雅、生命力之蓬勃，纵使乐观的达尔文主义者，恐怕也始料不及。

进化心理学所支持和反对的观点
就像之前的社会生物学一样，进化心理学多年来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其中部分意见确实言之有据，但也有部分意见看起来源自对该学科的误解。在本节中，我们分析一些最常见的批评，纠正其中的认识偏差。
一切皆是适应
我们很有必要先阐述一下适应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许多进化生物学家沿袭了西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70)的观点，认为与其说适应是一种现象，不如说它是一种机制，并建议用“适应性特征”（adaptive trait）这个短语来讨论身体或行为特征。凭借适应这一机制，一种特征经由自然选择过程得以变化，从而在当前环境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鱼的尾鳍适应于游泳，鸟的翅膀适应于飞行，这些特征的功能都是相对明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并不清楚，一种给定性状是否是适应的结果；或者如果它是一种适应机制，但我们不清楚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我们无法向自然选择这位设计师直接提问，所以对某种特征是否有用途的最终裁决是看它能不能导致生物体留下更多基因副本。从这个角度看，亲代抚育可以被看作一种适应特征，因为它能保证后代（即自身基因副本的携带者）更好地存活下来（第7章）。但许多其他特征并没有适应性，它们只是身体装配方式的副产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喉返神经，它将神经信号从大脑传递到颈部肌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喉返神经只有几厘米距离。可在人体中，该神经环路从大脑下降到心脏，在那里环绕主动脉然后再返回，所以会长达半米，而在长颈鹿身上这一距离则是五米。很明显，蜿蜒漫长的喉返神经路线没有任何特殊用途，这不是适应机制，只是身体进化方式的副产品。
人们常说，进化心理学家把所有的行为模式都看作是适应机制。确实，进化心理学的核心是探讨遗传特征和行为的适应性功能。但另一方面，进化心理学家也认为有许多行为和特征不具有适应性。对进化心理学持批评态度的人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进化心理学界并非众口一词。任何学术研究领域都存在分歧，同样，对于一种特定行为是具有适应性、不具有适应性或是适应机制的副产品，不同进化心理学家的看法可能莫衷一是。例如，约瑟夫·乔丹尼亚（Joseph Jordania，2009）认为音乐是一种与捕食者控制有关的适应，而史蒂文·平克则认为尽管音乐(和其他艺术)具有跨文化普遍性(见第14章)，但它们不是适应的结果。相反，它们是适应的副产品，他认为音乐是语言加工所带来的意外收获(见第10章)。
对于某种特定的特征X，找到一个支持X是适应机制的研究者很容易，其他特征也是如此，这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所有特征都具有适应性。然而，存在支持者不意味着学科内部已达成共识(Rose and Rose,2001)。事实上，如果批评者把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不具有适应性的特征列出来（哪怕只有一个研究者这么认为），就会发现似乎所有的特征都不具有适应性。所以，这种看法其实没有任何道理。
进化心理学倡导遗传决定论
许多批评家指责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秉持的是一直遗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立场，即我们的一切特征——如智力、个性和性偏好——都是由基因决定的(Lewontin,Rose and Kamin,1984)。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本章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进化论者会努力强调环境和文化在塑造个体特质中的重要性。当进化心理学家分析基因对心理的影响时，他们使用的措辞是“倾向“而不是”原因“。基因不会导致男人犯下暴力罪行，它们只是让男性更容易选择这种行为方式，但一个男性是否真的会诉诸暴力，将取决于他的生活史、文化背景和其他基因倾向(比如良知)。还有一点很重要，批评者总是会过度关注进化心理学中看似阴暗的一面，比如人类的暴力倾向，但却很少讨论另一个事实——进化论者也提出了合作倾向(见第7章和第8章)、解决冲突的倾向、道德倾向(见第6章)和利他主义倾向(见第7章和第8章)。
进化心理学忽视了文化和环境的影响
这当然不是真的。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的，生活史理论表明儿童的发展轨迹会如何基于个人经历产生调整，而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也是进化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Laland,2017a)。进化心理学家同意，人类在传递遗传信息的同时也在传递和接收文化信息，文化信息是石器时代大脑和21世纪大脑的主要区别，我们正在有万千年历史的古老硬件上运行最新的软件。但是文化同样也可以引导进化，例如凯文·拉兰德认为，获取文化的能力本身是不断进化的，一旦我们拥有了文化，它就会推动人类大脑进化和扩展。罗伯特·博伊尔和彼得·理查森提出的双重遗传理论也表明了类似思想，他们认为，获得文化的能力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能使人类(利用文化知识)更快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Boyd and Richerson,1985)。最终，人类将成为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是把双刃剑，它同时导致了积极和消极的结果。
进化心理学是还原论
还原论(reductionism)在很多圈子里都是一个肮脏的词，但事实上它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还原论只是用更简单更基本的机制来解释某些性质或行为，正是在还原论的指导下，人类发现了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以及复杂生命是由自然选择产生的。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Darwin's Dangerous Idea）一书中，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区分了有益的(有时被称为“等级”)还原论和“贪心”的还原论。在有益的还原论中，对某种现象较低层级的解释并不会取代较高层级的解释，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携手共同努力，在不同层级上探索同一现象。而贪心的还原论则会绕开更高层级的解释，试图在最低层级上解释一切。
例如，我们如今知道，抑郁症已被证明是一种大脑功能异常现象，研究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确实产生了许多有用见解。但这并不是事实全貌，我们还知道，丧亲之痛或失业等生活经历也会引发抑郁症，而这些结论是不能仅通过观察大脑来确定的。有益的还原论会探求较低层级的解释，但同时不忽视较高层级的成果。因此，研究人员之间需要合作，心理学家调查抑郁症的环境因素，神经科学家调查大脑功能，所有研究人员的成果结合起来才可以拼出抑郁症的“完整地图”。尽管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还存在很多障碍——E·O·威尔逊称之为融通性困难——尤其是如何形成一种共通的科学语言，让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但跨学科的研究小组无疑在许多大学中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进化心理学在政治上不正确
当站在21世纪的时间节点回望过去时，我们会看到，对于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差异等问题，社会科学确实曾谱写了一些极为不幸的组曲。而进化心理学也遭受了类似批评，尤其涉及到性别差异方面时。正如我们将会在第4章所介绍的，两性关系议题中一个最重要的假设是，由于男女两性在性资源与性成本上的区别(女性可以怀孕，男性不能，男性可以比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等等)，导致女性的性选择更挑剔。进化生物学家娜塔莉·安吉尔(Natalie Angier)一直对此持批评态度:
在主流意识体系中传播的进化心理学是一个古怪而专制的独眼巨人，它的单眼透过不可动摇的男权主义镜头而闪耀。我强调的是“男权”而不是“男性”，这是因为顽固的进化心理学家对男性行为的看法和他们对女性的看法一样狭隘和僵化.(Angier, 1999,48)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对进化心理学的批评都集中在性选择研究方面。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择偶的性别差异研究构成了进化心理学的主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性别差异的讨论——尤其是当它们涉及到性态度和性行为时——可以让媒体借题发挥，编造出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其次，这类研究的结果往往会被刻意扭曲，凸显出男性和女性在性偏好方面截然不同的倾向。但正如我们将在择偶那一章中所论述的，现实情况是，相比其他动物，人类男女两性的繁衍行为模式要近似的多。例如，男性在养育后代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要远超其他雄性灵长类动物，在这个问题上，人类更像鸟类而不是哺乳动物。
此外，进化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的所有结论都是基于实验数据而得到的。如果我们的研究结论一致指向性别具有差异性，难道我们应该故意忽视这些结论，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在这些问题上，有两种谬误往往会蒙蔽我们的视野，它们分别是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和道德主义谬误（moralistic fallacy）。自然主义谬论将“自然情况”认同为“好的情况”。例如优生学家相信自然选择遵循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因此人们有义务阻止“不适合”的人繁衍后代，以建立一个更完美的社会。道德主义谬误的立场相似，但做法恰恰相反，他们相信那些“好的特征”应该在自然界中有所对应。例如，《关于暴力的塞维利亚声明》所秉持的信念是，由于战争是罪恶的，所以暴力不应该是人性的一部分。
这些谬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它们之所以是谬论的原因)在于，每种谬论都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道德概念和事实概念。道德概念涉及对与错的原则——你不能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某件事是对还是错，这关乎是与非的判断。而科学事实则只涉及真、假或两者之间，就像太阳围绕地球运行、氢原子核包含一个质子、女人而不是男人可以怀孕这些事实，它们没有什么“好或坏”之分。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遮住眼睛就能让我们害怕的东西消失，但我们很快就知道事实不是这样。令人不舒服的结论也是如此：无论多么巧妙的辩论和曲解，都无法让事实消失。
但我们也不要态度傲慢。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会经常表现出基于(通常是无意识地)他们自己特殊生活经历或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偏见，我们必须时刻对此保持警惕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容易对健康、中产的白人男性有所偏袒，这不仅是道德上的灾难，也是科学上的灾难，因为结论不再客观。此外，某些经由历史传承下来的问题可能本身就具有偏见性。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偏见如何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科学真相。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让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例如，男性在父母的熏陶下变得更加暴力；或者在进化过程中雄性动物要与其他雄性动物就雌性性资源展开激烈竞争。但进化科学家安·坎贝尔(Ann Campbell, 2020)探讨了一种可能性，即我们一直在以错误的方式提出问题，也许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女性不如男性具有攻击性”?
她的观点是，进化并没有“选择”出男性的强攻击性，而是选择出了女性的弱攻击性。其逻辑在于，从古至今(直到今天也是)女性往往是后代的主要照顾者，如果母亲在冲突中死亡，对孩子生存机会的影响要比父亲死亡大得多。为了尽可能保证后代可存活，进化使得女性不太可能参与危及生命的冲突或其他危险行为。
虽然坎贝尔发表了一些支持该假设的论文，可目前学术界依然对此尚无统一定论。但它向我们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学生，我们都应该仔细考虑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
进化心理学：思维的新科学
尽管存在着一些争议和激烈的讨论，但我们依然相信，在理解思维如何运作方面，进化心理学能做出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当威尔逊提出“生物学将蚕食心理学”时，他可能有些极端了。如上所述，还原论是有益的，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不能通过诉诸达尔文主义(或生物学现象，如神经元的活动特点，见第9章)来解释所有事情。世界上大多数心理学家关注的都是一些近因问题，如孩子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如何变化。也许达尔文主义永远无法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当然也有可能)。即便如此，我们相信某种形式的进化心理学将在今后的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一定主导地位，它所带来的思考逻辑不仅有助于回答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还能让我们看到心理学家需要回答的一系列新问题。

第一章 总结
进化心理学试图为人类行为提供远因解释。近因机制是那些直接导致某种行为的机制(例如，我们做爱是因为我们喜欢做爱)，而远因机制则是在自然选择设计层面上导致某种行为的机制(例如我们做爱是因为该行为会增加自身后代数量)。
虽然达尔文阐述了进化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得以实现，但进化本身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只是早期描述无法说明进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而达尔文则提出了自然选择这一机制。
许多将达尔文主义思想应用于人类行为的早期尝试，都是从群体之间的生物学差异来解释文化差异的。其中一些理论引发了社会工程计划，如优生学运动，该运动的宗旨在于为了人类整体利益而对繁殖进行控制。
20世纪大部分心理学研究者都受到了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影响，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往往被忽视或淡化。
在E·O·威尔逊的书出版之后，社会生物学运动试图对人类行为做出进化层面的解释。这样的尝试导致了大量的科学和政治争议，且争论一直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