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门》：
那是一座翻云覆雨的门
曾经，那座门正中之门券于女人是极吝啬的，过得了那座城门的女人一朝一代中屈指可数。
那是一座翻云覆雨的门。于明朝的朱家是大明门，于清朝的爱新觉罗氏是大清门，于民国的百姓是中华门。
很多城门的名字都刻意雕琢，穷极寓意，偏偏需要这么一座门意义浅白。唯其浅白，天下万物苍生才能明白最基本的政治归属。“必也，正乎名。”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事成则国安。对于任何一位征服者来说，无论未来的策略为何，最初胜利的标志就是在旧物质上贴新标签，最代表的无疑是易帜，而皇城第一门之易门匾，同样富有象征意义。这个文化最本质最深沉的崇尚在于“易”，易者，变也，天地自然乃至皇权皆以变为本，数千年来，变才是常态。每一次巨变不过是又一次的变。
变来变去，一座城一座门在理论上可以追随无穷尽的朝代更名。据说在新世纪的民主民国，新政人物于权宜之下决定保留旧皇权旧皇宫，但皇城第一门的名字必须立即更换。人们没想到的是，城是一座千年的城，门是一座五百年的门，而门上的匾额却是物质的、肉身的。任何物质的、肉身的，都是有限的，一块匾额只有两次被利用的机会。当民国的人们翻转沉重的匾额，意欲二次利用，尚未磨灭的“大明门”三字赫然在目。一块无法再被利用的匾额就在人世的翻云覆雨间失落了。新派人物放弃了老式气派的蓝底鎏金铜字的匾额，匆匆代以木制匾额。或许这一次的易匾周折到底显得正名仪式不够堂皇，民国匆匆不足四十年，开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派军阀混战，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帜，着实一多事政权。但又有多少人会知道，民国之后，就连这座城门也终将见弃？历史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机巧，而这一切都是后话。
在还看不到后话的光绪十五年（1889）新春，大清门的正中门券将最后一次为一位女人打开。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除了皇帝、太后及新科的状元而外，就只有三名女性于新婚之夜得以由雪白御道上走过大清门的正中门券。
如今只能在泛黄的老照片里再见大清门了。这座门相对低调朴实，并无台基，亦无重檐。它是走入皇权核心的第一重门，需要低调，才能为后面更高更广更豪华的城门城楼留足仰视的空间。这只是平稳的首音，渐次深入的将是一个个高潮与咏叹。作为与民间的临界处，这座门滋润着人间的气象。门前小小的广场上竖着低矮的白色石栏，门侧还特例恩准而歪了两棵饱满的绿树，像极了普通人家的典型前院里，那一棵为那一家生存提供了基点与标识的树。
如果没有那场由五百五十万白银打造出来的皇家婚礼，光绪十五年就如同老照片里的大清门一样，沐浴在晚春懒洋洋缺乏思绪的寂静阳光里。
震醒古老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是约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一度南北割据的太平天国也于四分之一世纪前被彻底镇压。国家在所谓的同治中兴后，似乎正慢慢重入正轨。一向体弱多病的小皇帝终于两年前开始亲政，并于前一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由朝廷要臣诸如李鸿章等一致同意，挪用军费以重修约三十年前被英法联军连并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及静宜园一起火烧了的清漪园为颐和园，以供太后退政后清玩——似乎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
战争绝对退居二线了。失去一两个小小藩国，疲惫的名义上的主人已不放在心上。不甚要害的福建输了海战，却幸运地没什么后果，因为列强在自己本土上打打闹闹，已顾不得千万里外的小利。振奋人心的是收复了西域边疆，而洋务运动虽然困难重重，弊端无数，到底开花结果了——矿局开了，铁路修了，电线铺了，电报建了，不仅给识时务的官员带来很多好处，也给朝廷增加了税收。所以天灾人祸依然不断，朝廷却能好心情地多次减免赋税。
光绪十四年，中国第一个邮政总局在台湾开张，官家的文书免费传输，因而可以断定光绪与隆裕大婚的诏书至少在此将以现代化的方式传送。同一年里，中国第一个铁路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铁路公司，开始实质运作，并且竣工了中国皇家的第一条铁路：西苑铁路。从中海的瀛秀园到北海的镜清斋，全长1510．4米，主要任务就是讨得太后开心，从而支持筑路，从而不必再因为运输不力，打战时被动，险象环生。
同样在光绪十四年，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广东书生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第一次激扬上书，偏偏要提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竟要求“变在法，通下情，慎左右”。但意气飞扬的广东书生找不到一位大清官员代为传达上书，事实上，他要再等整整十年，七次上书之后，才能得见御容。在承平之年的光绪十四年出此危激之言，时机不对。康有为没有钦天监帮他计算良辰吉时，他也未必等得及。自他首游大英殖民地香港也倏忽接近十年，这十年间，他西书读得越多，他就越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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