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人口问题、老龄问题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人口学界和老年学界有重要影响。

　　本书系统回溯和深刻反思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和改革2015年岁末，全面放开二孩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必将引起震动与反响。
　　著者是我国研究人口问题和老龄问题的专业学者，秉笔直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高屋建瓴，怀着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系统回溯和深刻反思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改革进程和近忧远患，全面揭示了以一胎化和少子化为源头的新人口危机的种种表现和问题症结，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有关低生育陷阱、欢迎“婴儿潮”、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未备先老、空巢孤独死、不健康老龄化、文化养老、重建人口生态、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等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创新观点，对于启蒙国人树立全新的家庭友好、发展友好的积极人口观和生育观大有裨益。
　　本书深入浅出，文笔流畅，视角独到，思想宏富，是一本关注社会生活、人口发展和国家未来，值得一读的普及性读物。

　　《人口生态重建》：
　　计划生育的三次转变 回望建国以来的人口转变，可以说一波三折、难以尽言，主要是由计划生育的三次转变推动婚内生育率快速下降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则主要应归咎于1980年之后计划生育的第三次转变所推动的“不安全的后期人口转变”。
　　20世界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计划生育开始了第一次转变，从纯粹的家庭计划上升到倡导性国家计划，即国家倡导下的家庭生育计划（family birth planing）。“大跃进运动”需要大量劳动力。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现在还是人少”，同时他认为当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行“节育”。
　　1962年可视为计划生育第一次转变的“元年”。
　　大跃进运动因违背规律而惨败，结果造成粮食供应困难。根据人口学者估计，三年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3300万～3500万之间。高层就试图通过控制人口来应对。1962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谈到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时认为，首要做的是压缩城镇人口，减少粮食供应。而从长远来看则要控制人口增长。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彼时中国开始在城市地区宣传避孕节育，提倡计划生育，在理念上种下了“计划生育”的种子。同时，高生育压力下的城乡家庭开始寻求避孕节育的技术支持，但计划生育开展得并不正常、时断时续。
　　1963年2月，周恩来再次强调节制生育问题，表示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3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部分省市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机构，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1964年年初国务院还成立了由国务院秘书长负责的计生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总数达到72300多万。1965年2月，国务院在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1966年“文革”开始，国家倡导的计划生育被边缘化甚至中断。1968年8月，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领导。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6月，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又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1971年至1980年开始了计划生育的第二次转变，从国家倡导过渡到政策指导加技术服务，但1980年前的计划生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柔性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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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生育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自由生育
序二 以人为本的生育政策的求索
序三 人口的重生
第一章 二孩时代：面向未来的选择
第二章 风险社会的到来
第三章 银发浪潮 惊涛拍岸
第四章 重建人口“生”态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