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舰”,“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①。从当时的航行里程计算,九乳螺洲即是西沙群岛。宋朝派海军前去巡逻,对西沙群岛进行了有效管辖。
五、南北王朝民族地区建置对边疆治理作用的差异
辽金与两宋王朝,分别是由契丹、女真建立的北族王朝和汉人建立的王朝,汉族统治者与北族统治者的边疆治理的理念不同,推行的政策有差异,双方建立的边疆民族建置也有差别,在边疆治理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取得的成效也有所不同。
(一)辽金北族王朝的边疆民族地区建置对边疆治理的作用
辽朝建立以前,契丹人在北魏时已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朝贡往来、互市贸易使契丹人与汉人结成了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隋唐时期契丹又长期被纳入羁縻府州统治体系之下,使其增强了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辽朝契丹统治者自认为是承中国王朝之正统,继承了中原王朝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正因为如此,辽朝也是基于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形式而设置了各种类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建置,辽朝的边疆民族地区建置是在唐朝羁縻府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融入了契丹族的统治特点,对边疆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辽朝统治集团依据边疆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设立了多形式、多多次的民族地区建置,有的以契丹官员担任,有的以少数民族部落酋长担任长官,其下保存当地部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形态、风俗文化,以本族人治理本族事。如西部乌古人地区不仅是重要的战略要地,而且是契丹人熟悉的游牧经济地区,其属部长官主要派契丹官员担任。在东北部五国部人地区出产契丹贵族十分喜爱的俊鹰海东青,同时邻近乌古(羽厥)部,可为辽廷“镇东北境”,故一度由契丹官员担任五国部节度使。辽朝“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②从而实现了辽朝对整个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有效统治。
辽朝将属国、属部,纳入北面官统辖体系,设置专门的管辖机构,或由邻近的府州地方机构管理。各级机构职掌明确,官员各司其责,由上而下各级机构之间隶属关系紧密,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政治统辖制度,这一点远远超过了唐朝。辽朝对属国、属部实行收取纳贡、征兵或调兵的管理,一般实行定额贡纳,如女真岁贡马万匹;五国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阻卜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并且对贡纳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这表明辽朝运用政治强力在民族建置地区已初步建立起经济统辖关系,如《辽史》所说:“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①当辽朝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经常征调各民族属国、属部的部落兵随从征战,无论是平定国内边疆民族反叛行动,还是出兵讨伐邻国,都有由属国、属部的部落兵组成的军队——“属国军”参加,各属国、属部必须听从辽朝的调遣,“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②有辽一代,属国军已成为辽朝正规军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辽朝首次将蒙古草原、克鲁伦河流域、整个黑龙江流域、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的游牧、狩猎民族地区纳入王朝统一的行政区划之下,将属国、属部纳入“道”的建制之中,开始了民族地区建置从普通行政区划外向内转化的历程,这对加强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形成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金朝继辽朝之后,在东北地区普遍设置行政建制。金朝统治时期,包括女真人在内的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各主要民族,都脱离了原始社会形态,但极东北部寒冷地区的吉里迷、乌底改等部落,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尚处于原始社会。由于女真人成为统治民族,除女真等族的猛安谋克制度外,金朝边疆民族建置地区大为缩小,主要是北部游牧部族地区设置的诸钆、部族制度,多以女真人任长官,但诸部族、诸钆的下层官吏则主要以当地民族人担任,牧民们为金朝政府牧养畜群,向政府交纳牧税,又要为金朝戍守北边,与壕堑之外游牧民族世世征伐,不可避免会死伤人口。当金朝发动大规模战争,还要尽起男丁,随从征战。随着金朝政府压迫加深,不断发生北部游牧民族诸部族、诸钆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斗争,直至金朝灭亡。
金朝边疆民族建置地区缩小,另一个原因是金朝对黑龙江下游地区乌底改、吉里米等部,西北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阻卜(鞑靼)等部,没有设置民族地区建置,也没有设立专门管辖这些民族事务的机构,而是以招讨司兼管北部壕堑之外游牧民族的朝贡事宜。显然金朝对极边远地区的原始民族统辖关系十分疏松,远不及辽代对阻卜、蒙兀的统辖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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