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军事情报思想/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纵横博士文库》：
占卜获知敌情是人类在野蛮、蒙昧时期认识战争、投入战争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军事活动，而这种非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人类战争发展史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在宗教神学神秘氛围笼罩下，情报活动呈现这种非理性是三代时期军事情报思想的特点之一，在天命思想和占卜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下情报活动的客观性、真实性也就难以保证。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本思想逐渐取代天命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思想，宗教神学对军事领域，尤其是对情报活动的影响渐趋衰微。先秦先哲们也逐渐认识到，情报活动主体是客观存在的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而不是某种超自然的“神”或精神。②在军事领域，理性对待情报逐渐成为主流观念，“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智的判断和谋划”③。
对此，毕文波先生指出：“上古时代人们积累的知识，一般不具备以专门领域的系统性为特征的学科形态，即未上升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但可视之为科学的萌芽形态和雏形，或可称之为前科学。而同一时期的战争指导也笼罩在‘神灵启示’的光环之下，有的国家通常要通过占卜预测吉凶，甚至决定作战行动的方向和时间。但战争毕竟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军队的统帅负有重大责任。只要稍微明智一点甚至不十分愚蠢的战争指挥者，都足以凭作战经验直接感受到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为’，依靠人的计谋和智慧。杰出的军事家更不可能充当‘神灵’的忠实奴仆。”①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的胜败常常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所以兴兵征战，必须慎之又慎。受当时社会思想水平的局限，举行占卜以祈求天命也是慎重的表现之一。实践证明，占卜的结果只有与实际情况相符才能取胜，否则必败无疑。占卜如同赌博，完全靠撞大运。所以，把战与不战、开战时间、具体战法等战争中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交给占卜是轻率的，难免要吃大亏。为了不贻误战机，不贸然兴兵，理性对迷信的挤压就成必然。
对此，先秦兵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尉缭子》旗帜鲜明地批驳了神秘主义的认识论。该书以武王伐纣为例指出，“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②。可见，“人事修”方能“成胜立功”，考究日辰、占卜星象、对照龟兆并不能正确地分析预测出战争前景。这就确立了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突破了天道规范人事的先验论。该书并用专章《天官》论证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的唯物观点，从认识论上得出了人定胜天、人是战争中决定因素的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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