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诠释》：
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的冲突还表在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冲突。儒家德性文化的超越强调“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不改、卓尔不群的绝对者，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超脱。”①这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②的文化态度：一方面人要通过日常行用中来实现崇高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人不能仅限于常性之中，还应该从中有所提升和超越，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一内在超越源自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价值理想。《诗·大雅·烝民》中有载：“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子在《诗集传》中将其释义为：“……烝，众。则，法。秉，执。彝，常。懿，美。……言天生众民，有是物必有是则。盖自百骸、九窍、五藏而达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无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视之明，听之聪，貌之恭，言之顺，君臣有义，父子有亲之类是也。是乃民所致之常性，故其情无不好此美德者。……昔孔子读《诗》至此而赞之日：‘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证性善之说。其旨深矣，读者其致思焉。”可见，天生众民是“有物有则”的，此“物”和“则”便是天道所在。“物”即“事”，而非物体，如人之耳、目、口、鼻等感官使人与外在世界的人和物发生关系，这便是“事”；而人与人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本身便是“事”的“物”。而“则”便是行事的道理和原则，如视要明、听要聪、貌要恭、言要顺，君臣之间要有义，父子之间要有孝慈。而“民之秉彝”便指人之常性，“好是懿德”便是好善恶恶的德性。天道之“物”、“则”落于人之常性中，便表现为“懿德”，天与人便是在这上下一贯中得以统一的，而人内在超越的德性精神便在这一贯通中得以彰显。
西方智性文化则是一种外在超越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超越。上文谈到，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其找到了一个超越的源
头——“天”，同时对这超越意义的价值源头并不做进一步的探讨，只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①；而西方人的态度却恰恰相反，终要对这超越意义的价值世界探究到底。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者，特别致力于对宇宙根源的探讨。例如：希腊哲学始祖泰里士（Thales）认为水是万物之源；安那西明斯（Anaximenes）认为一切事物是由空气的凝聚和发散而形成；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将万物归于抽象的数；德谟克里图斯（Democritus）认为万物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安贝多克斯（Empedocles）主张万物由地、水、风、火四元素的聚散离合形成。可见，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以对自然的客观理解为重点的。直至希腊第二期哲学家柏拉图开始，仍然是要继续寻找一个永恒不变的、能够展示价值之源的真实的超越世界。柏氏的理型世界便是追寻这一本体世界的理念构架。亚里士多德继续沿着柏拉图的途径探讨“最后之因”，或“最先的动因”，最终找出一切价值的最终来源——“上帝”。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希腊人对价值之源的理性诉求与基督教的对“上帝”的信仰是相互调和的。“上帝”作为万物的创造者以及一切价值的源头，反照这人世间的种种罪恶与缺陷，同时也鞭策着人类努力向善。可见，西方智性文化更注重对自然的探究，从而使智性文化形成了崇力尚争、以知识为根本、功利主义的外倾式文化性格。
（二）文化冲突与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文化冲突往往源自人们不同的文化认同，即“人们对自我身份、角色的不同认知，也就是人们在身份上的冲突”②；同时，文化冲突过后又会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人们总是在文化冲突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来不断确证自己的身份。可以说，文化冲突与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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