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电影之父、先锋电影诗人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20世纪电影史
他把中国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
《四万万人民》《早春》《愚公移山》《风的故事》四部作品，
记录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20世纪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电影之父""先锋电影诗人"。这个在电影历史上无法被忽视的名字，如今却被人遗忘。
伊文思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电影史。他在电影史上的杰出地位，不仅在于其创作生命周期长达六十多年，有多部作品问世，还在于他是纪录片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电影先锋，无论是在美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在电影观念还是技术上，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总是在"诗意电影"与"政治电影"、"西方"与"东方"之间徘徊。
伊文思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西班牙内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越南战争、古巴革命……他对中国有着言之不尽的钟情与厚爱：抗战期间与罗伯特˙卡帕一起经香港来到武汉，用摄影机记录下战争中的中国，取名《四万万人民》；50年代末，应文化部邀请访问中国，并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文革"期间再次来到中国，并完成《愚公移山》；1984年至1988年期间，伊文思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这是他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总结，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本书在伊文思全部电影作品和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展现了伊文思的生命经验与创作历程。作者循着伊文思的足迹，带领我们跨越整个20世纪历史。
中文版前言
我非常高兴这本著作可以翻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是因为尤里斯˙伊文思（JorisIvens）这位荷兰电影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伊文思第一次去中国是1938年拍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20世纪50年代他又多次返回中国，并给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授课。他和妻子玛瑟琳˙罗丽丹（MarcelineLoridan）历经数年跑遍中国，于1976年共同完成了时长12小时的反映中国社会的纪录电影《愚公移山》。就在1989年他于巴黎辞世前，还在中国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该片主要回顾了他的一生。
除了在中国拍摄的这些影片外，他还在世界上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拍摄了很多纪录片。作为一位电影人，他从1927年到1989年的60多年里坚持不懈地工作，我这里没有算他13岁时与父亲一起摄制的那部短片《小茅屋》。
在这部传记中，我尽量展现伊文思的电影与他的生活及其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些是理解伊文思电影的关键。
当我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和私人收藏馆进行调研时，在我对尤里斯˙伊文思本人、他的同事、私交朋友的采访中，我感觉到自己逐渐理解了伊文思。我希望在这部传记中，我对这位杰出的电影人的生活与工作关系的处理是恰当的。
汉斯˙舒茨
2014年8月于阿姆斯特丹
译者后记
雅克˙德里达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东西是不可译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译的。"德里达的这句看似矛盾的话语里，其实包含了语言的可转码性和语言附着于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邂逅、碰撞与融合，是译者与作者思想进行的一场跨文化的对话。在2001年为撰写硕士论文《论〈愚公移山〉的电影美学》时我初遇这本传记，次年为央视制作"经典纪录大师系列"中的《尤里斯˙伊文思》和系列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我开始细读这本传记并萌生了译介的想法。
中国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位在中国拍摄过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纪录电影大师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主要有伊文思20世纪40年代初在美国执教期间，口述给电影史学家陈力关于他的回忆录《摄影机和我》（由于各种原因该传记到1969年才正式出版），中文增译本《摄影机和我》（黄文湘译）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同年还出版了法国记者德瓦里厄（C.Devarrieux）主要就影片《愚公移山》与伊文思的对话录--《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张以群译。此后有胡滨先生翻译的伊文思与罗伯特·戴斯唐克合著的传记《尤里斯˙伊文思：一种目光的记忆》（1982年出版），其中有伊文思在中国的章节。这些文献资料以及国内关于伊文思的回忆录及评述文章，都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伊文思的电影艺术生涯和个性特征的一个面，而他的另一面或者更多的面被我们忽视或者遮蔽了，导致了中国的伊文思与世界的伊文思相距遥遥。
2008年，我的硕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发起"伊文思与中国"的国际研讨会，我在组织会议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中西方对伊文思及其电影在认识上的差异和隔膜。其巨大的争议部分源于对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电影的不了解。同时，中国学者关于伊文思的研究比较缺失，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伊文思的研究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发声。作为一名纪录片研究学者，我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尽绵薄之力。于是，我先后为伊文思欧洲基金会撰写过两篇关于伊文思在中国的文章，2009年为国际纪录片专业期刊《纪录片研究》（StudiesinDocumentaryFilm）伊文思专刊撰文《两个中国？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比较》，并承担了该专刊特邀编辑组稿的工作，算是为国际上研究伊文思电影提供了中国学者的视角。
这本传记是汉斯˙舒茨历时十年，查阅了大量各国关于伊文思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走访了诸多当事人（包括伊文思本人）和亲历者的心血之作。他坚持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写作，并在伊文思辞世后出版。我不能确定这本书是对伊文思一生公允的传述，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位荷兰作家对自己祖国的这位纪录电影先驱的思考和叙写。该著作对中国部分的撰写完全依赖文献资料以及相关的间接访谈，作者一直未能到中国进行相关的调研，没有采访在中国与伊文思合作的工作者以及拍摄对象。我们知道伊文思与中国有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其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愚公移山》和《风的故事》都在中国拍摄，它们是伊文思电影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深知这点，因此在这部传记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涉及甚少，并且写作显得谨慎和不充分，这不能不说是该著作的一大遗憾。在翻译这本著作过程中我曾出现一些心理不适。这种不适来自其中内容与我们长期对伊文思形成的一面之词印象不符。我在某日深夜结束一天的翻译后给作者汉斯的邮件中写道："你毁掉了我心目中伊文思的形象。但我知道，这是你所理解的伊文思，是你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根据你的价值观所塑造的伊文思。"作者很快回复道："相信我是带着对他的崇敬和爱进行调研和写作的。"这本传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满和鲜活的伊文思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我们长期误读的伊文思。
这个中文版本是根据汉斯˙舒茨先生以母语荷兰语写作出版的《危险的一生：尤里斯˙伊文思传》于1989年出版的英文版本翻译的，经过两种语言的转译，也即两种文化的转码，我深恐有不少对原语境的损伤或意增，好在每当我翻译中遇到不确定的地方便求教于汉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并为该书的中文译本提供了大部分图片。
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单万里研究员给予我巨大的学术帮助，并无私地提供相关的照片和文献资料，单老师也是我进入纪录片翻译领域的引路人和导师，借此机会深表谢意。2008年伊文思国际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了吉林出版集团的胥弋先生，他不仅对伊文思充满了敬仰和热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份敬仰和热情化为行动。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关于伊文思的论文集《伊文思与纪录电影》和这本伊文思的传记才得以面世。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要感谢本书另一位译者--中国电影出版社的黎松知女士为本书所奉献的智慧和耐心。
孙红云
2016年9月于北京
中文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老板之子（1898-1921）
第二章狂恋（1921-1927）
第三章日新月异的时代（1927-1929）
第四章我们的确是这样干的（1929）
第五章请你们倾听我的声音：父亲、母亲、停尸房（1930-1931）
第六章磁力山（1932）
第七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
第八章不愿提及的日子（1934-1936）
第九章机遇（1936）
第十章西班牙内战（1937）
第十一章中国扑克（1938）
第十二章战争期间的伊文思（1939-1941）
第十三章革命的魅力男孩（1941-1944）
第十四章棕榈树下的战争（1944-1945）
第十五章印度尼西亚独立（1945-1946）
第十六章铁幕后的大叔（1947-1950）
第十七章蓝皮书（1950-1956）
第十八章喘息的空间（1957-1960）
第十九章牛仔靴和游击帽（1960-1964）
第二十章社会主义特讯（1964-1968）
第二十一章69岁的伊文思（1968-1971）
第二十二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71-1978）
第二十三章与过去决裂（1978-1985）
第二十四章不吉祥的风（1985-1989）
致谢
档案文献
采访对象
参考资料
电影目录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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