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高尔基（1868—1936），苏联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苏联作家协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主席。除小说、戏剧等外，还写有大量文艺理论著作，对多民族苏联文学的发展和世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代表作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等。

译者简介：

　　郭家申，河南南阳人，1935年生。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语言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编审，编审。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编辑和翻译介绍工作。译著有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化身》《女房东》、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童年/世界名著典藏》是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分别为《在人间》《我的大学》）。讲述了阿廖沙（高尔基的乳名）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

　　★只有读过高尔基的《童年》的人，才能正确的评论高尔基惊人的历程——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备当代文化修养、天才的创作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高峰。在这一方面，高尔基个人的命运，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
　　——卢森堡（德国女革命家）

　　★他带着不可制服的锐气与力量走进文学界，把俄罗斯大草原的健康气息带给世界各国的读者。
　　——巴金

　　★高尔基审察生活的能力，塑造人物性格的才能，以及对于俄罗斯底层的无与伦比的知识，都是他赢得巨大声誉的重要因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童年》不仅是一部艺术珍品，而且是高尔基的传记，是他全部创作的注解，于我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
　　——丘科特斯基

第一章
　　在昏暗狭小的房间内，我父亲躺在窗前的地板上，全身素白，显得身子特别长。他光着双脚，脚趾头怪模怪样地向外翻着，一双亲切的手平静地放在胸前，手指头也是弯曲的。他双目紧闭，可以看见铜钱在上面留下的黑色圆圈；和善的面孔乌青发黑，龇牙咧嘴，挺吓人的。
　　母亲半光着上身，穿一条红裙子，跪在地上，正在用那把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将父亲那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去。母亲一直在诉说着什么，声音嘶哑而低沉，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已经浮肿，仿佛融化了似的，眼泪大滴大滴地直往下落。
　　外婆拽着我的手，她长得圆滚滚的，大脑袋、大眼睛和一只滑稽可笑的松弛的鼻子。她穿一身黑衣服，身上软乎乎的，特别好玩。她也在哭，但哭得有些特别，和母亲的哭声交相呼应。她全身都在颤抖，而且老是把我往父亲跟前推。我扭动身子，直往她身后躲，我感到害怕，浑身不自在。
　　我还从没有见过大人们哭，而且不明白外婆老说的那些话的意思：
　　“跟你爹告个别吧，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他啦，他死了，乖孩子，还不到年纪，不是时候啊……”
　　我得过一场大病，这时刚刚能下地。生病期间——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照看我时显得很高兴，后来他突然就不见了，换成了外婆这个怪里怪气的人。
　　“你从哪儿走过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说：
　　“由上头，从下——下诺夫戈罗德过来的，不过不是走过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是不能步行的，小傻瓜！”
　　这话听起来很好笑，叫人感到莫名其妙：屋内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做羊皮生意的黄种人——一个卡尔梅克族老头。从这儿可以骑着栏杆沿楼梯顺势而下，不过一旦摔下来，便一溜跟斗地往下滚——这事儿我最清楚不过了。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真是乱弹琴，实在可笑。
　　“干吗说我是小傻瓜？”
　　“因为你的话太多了。”外婆说着，也在笑。
　　外婆说话亲切、快乐、有条不紊、顺理成章。从见面头一天起，我就跟她好上了，现在我只想让她赶快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的心情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哭号使我心里有一种新的惶惑不安的感觉。我头一次看见她这副样子——她一向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清洁、整齐、人高马大、身体结实强壮、两只手非常有力。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现在她整个人好像都浮肿了，头发披散着，衣服凌乱不堪；平时端端正正盘在头上，像戴了一顶漂亮大帽子似的满头秀发，如今却披散在裸露的肩头，遮住了面孔，而她的另一半头发则编成了辫子，在父亲沉睡的脸前一直摇来摆去。我在屋子里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但母亲甚至一次都没有看我——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边梳边哭，泣不成声。
　　几个粗壮的农民和一名巡警在向门内张望。巡警气鼓鼓地嚷道：
　　“赶紧抬走！”
　　窗上挂着一块深颜色的披肩，被风一吹，很像是一面扬起的风帆。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一条带帆的船。忽然一声雷响，父亲笑了，他用腿紧紧地把我夹住，喊道：
　　“没关系，洋葱头，不用怕！”
　　这时母亲忽然从地上艰难地站起来，但立马又一屁股坐了下去，仰面朝天地倒下，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双目紧闭，煞白的面孔开始变青，而且像父亲那样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让阿列克谢——走开！”
　　外婆一把将我推开，直奔到门口，喊道：
　　“乡亲们，不用害怕，看在基督的份上，不要瞎动！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1，乡亲们，你们请便吧！”
　　我躲进一个黑暗的角落，藏在柜子后面，只见母亲一面在地上打滚，一面叫个不停，牙齿咬得嘎嘎响，而外婆则围着她爬来爬去，亲切、高兴地对她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你忍一忍！……圣母会保佑的……”
　　我非常害怕。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上忙个不停，把她拖来拖去，一面唉声叹气，大呼小叫，可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呢。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地上忙活。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像一只又大又黑的软皮球，从屋子里滚了出来，随后从黑暗中突然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托上帝的福！”外婆说，“是个男孩！”
　　于是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在屋角睡着了——后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阴雨天，在一个墓地的荒凉的角落，我站在打滑的黏土堆上，望着放置父亲棺木的墓穴。墓穴底部有许多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发黄的棺木顶上了。
　　坟墓旁有我、外婆、一名浑身湿透的巡警和两个沉着脸、手持铁锹的农民。温暖的雨点像细小的珠子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埋吧。”巡警说着，开始离去。
　　外婆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农民弯着腰，急忙往墓坑里填土，墓坑里的积水被土块砸得啪啪作响。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刚要往墓穴壁上爬，马上便被土掩埋在底下了。
　　“离远点儿，廖尼亚。”外婆说着，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不想离开。
　　“天哪，你这孩子。”外婆抱怨说，不知是在抱怨我，还是在抱怨上帝。她低着头，一声不响地站了很久。墓坑已经填平，可她仍旧站在那里。
　　两个农民用铁锹轻轻拍打着坟地的泥土。这时候起风了，接着雨也被吹没了。外婆拉起我一只手，领我去远处的一座教堂，那里有许多颜色发黑的十字架。
　　“你怎么不哭呢？”一走出墓地围栏，她就问我，“应该哭啊！”
　　“不想哭。”我说。
　　“喏，不想哭，不想哭就别哭。”她小声说了一句。
　　事情说来也怪：平时我很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从未因为疼痛哭过。父亲总笑我爱抹眼泪，而母亲则大声叫嚷：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车沿着一条宽阔但非常脏的大街急驶而去，从许多暗红色的房子中间穿过。我问外婆：
　　“那几只青蛙爬不出来了吗？”
　　“没错儿，爬不出来了，”她回答说，“愿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如此亲切地经常把上帝的名字挂在嘴边。
　　几天后，我同外婆和母亲登上轮船，坐在一间小舱里。我的新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就躺在船舱角落的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扎了条红带子。

我在众多包袱和箱子中间找了个地方，向窗外张望。窗口朝外凸出，圆鼓鼓的，很像马的眼睛；混浊的、泛着泡沫的河水在湿润的玻璃窗外没完没了地流过。河水不时地溅起浪花，舔着窗上的玻璃。我不由地跳了下来。

“别怕。”外婆说，她用柔软的双手轻轻把我托起，又放回到行李上。

河面上一片灰蒙蒙的雾气，远处呈现出黑压压的陆地，随后，陆地在大雾和河水中重又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双手放在脑后，背贴墙壁，牢牢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脸色阴暗、冷峻、木然，双目紧闭，始终一言不发，她整个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新人，甚至她身上的衣服，从前我都没有看见过。

外婆不止一次地小声跟她说：

“瓦里娅，你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啊？”

她一声不吭，纹丝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的声音很小，跟母亲说话声音要大一些，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小心翼翼，怯声怯气，而且话语很少。我觉得，她害怕我母亲。这一点我心里明白，这使我和外婆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冷不丁地大声说道，而且显得很生气，“水手到哪儿去了？”

她的话简直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肩膀宽宽、头发花白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穿一件蓝衣服，带来一只小木匣子。外婆接过匣子，开始将弟弟的尸体往木匣子里装，装殓完毕，她便张开双臂，捧着木匣子，向舱门口走去。但外婆的身体太胖了，要通过狭小的舱门，她只能将身子侧过来，因而在舱门口前，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上去非常可笑。

“哎呀，妈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外婆手里接过小棺材，两人一块儿便不见了。我一个人留在舱内，打量着那位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是小弟弟死了吗？”他俯身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

“是一座城市。你往窗外看，那就是萨拉托夫！”

窗外是一片移动着的土地，黑压压的一片，有许多悬崖陡壁，上面雾气腾腾，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似的。

“我外婆去哪儿了？”

“掩埋外孙子去了。”

“要埋到地下吗？”

“还能怎么样？会掩埋的。”

我告诉水手，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有几只活的青蛙也被埋进去了。他将我抱起来，紧紧把我搂到胸前，吻了吻我。

“唉，小老弟，你现在还不懂事，”他说，“那些青蛙用不着可怜，上帝会保佑它们的，该可怜的是你母亲——瞧她那伤心的样子！”

我们头顶上的汽笛响了，发出一阵阵的长鸣。我已经知道这就是轮船，所以并不感到害怕，可是水手急忙将我放到地板上，边跑边说：

“我得赶紧跑！”

我也想往外跑。我走出舱门，幽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距舱门不远处，舷梯上镶嵌的铜踏板闪闪发光。往上一瞧，只见有许多人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显然，大家在等着下船了——这就是说，我也该下船啦。

但当我和一群男人刚走到轮船码头上岸踏板旁边时，大家冲我直嚷嚷：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们好一通地推我，抚摸我。最后，那位头发花白的水手来了，他一把抓住我，解释说：

“他由阿斯特拉罕来，从船舱里跑了出来……”

他抱起我，跑回船舱，把我往行李上一放便走了，走时还伸出一个指头威胁我说：

“当心我收拾你！”

上面的嘈杂声逐渐平静下来，船体已不再颤动，也不再发出拍击河水的声音了。船舱窗口被一堵潮湿的墙面挡住了。舱内黑暗、闷气，行李仿佛都膨胀了起来，一直在挤压着我，一切都叫人感到难受。说不定我就这样永远被单独留在这空空荡荡的轮船上了。

我来到舱门口。舱门打不开，门上的铜把手怎么也拧不动。我拿起一瓶牛奶，使劲朝门把手砸去。奶瓶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顺势流进了我的靴子。

因失败而苦恼的我，躺在行李上小声哭了起来，后来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醒来后，轮船重又响起拍打水面的声音，船体也颤动起来，船舱的窗子明亮得像一轮红日。外婆坐在我的身边，一面梳头，一面皱着眉头小声在说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麻麻地盖住了她的双肩、胸口和双膝，一直拖到地面，乌黑乌黑的，透着蓝光。她用一只手将头发从地面上托起，使劲将一把稀齿的木梳梳进浓密的发绺里。她撇着嘴唇，两只黑眼睛气鼓鼓的，闪闪发光，而她那张脸，在浓密头发的衬托下显得既小巧，又滑稽可笑。

今天她的样子看上去很凶，但当我问她为什么她有这么长的头发时，她用昨天那样温暖柔和的声音对我说：

“显然是上帝要惩罚我——让她梳去吧，这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为这满头秀发着实骄傲过，现在老了，我要诅咒它！睡你的觉！时间还早着呢——太阳经过一夜，刚刚露头……”

“我已经不想再睡了。”

“喏，不想睡就别睡啦，”她当即表示同意，同时一面编着辫子，一面朝沙发看了一眼，母亲正直挺挺地仰面躺在上面，“你昨天是怎么把牛奶瓶摔碎的？悄悄跟我说。”

外婆说的话，不知怎么的，就跟唱出来似的，特别好听，而且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她说的话像盛开的鲜花，是那样的亲切、鲜艳、生动活泼。她微笑时，一对黑眸子睁得大大的，像两颗樱桃似的，闪耀着难以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她的微笑使她高兴地露出坚固洁白的牙齿，尽管她双颊的皮肤有些灰暗，脸上已有不少的皱纹，但她的整个面孔，仍然显得非常年轻，神采飞扬。可惜她那松软的鼻子、张大的鼻孔和红红的鼻头颇有些煞风景。她用一只黑色镶银的鼻烟壶嗅鼻烟，全身都着黑装，但是她的内心里却在光芒四射——透过一双眼睛——放射出永不熄灭的、欢快、温暖的光芒。她有点驼背，几乎成了罗锅，人又非常胖，可是活动起来倒轻便灵活，像一只大灵猫——加上她又是那么轻柔温和，太像这种可爱的动物了。

外婆来之前，我好像一直在睡觉，躲进黑暗之中；但是她来到后，唤醒了我，将我引向光明。她把周围的一切连接成一根没完没了的长线，把它编成一条五彩缤纷的花边。她一下子变成了我毕生的朋友，成了我最贴心、最理解和最珍爱的人——她这种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心灵，使我在面对艰难的人生时充满了毅力。

四十年前，轮船航行得很慢；我们到下诺夫戈罗德要走很长时间，我清楚记得头几天沿途所看到的绮丽景色。

天气很晴朗，我和外婆从早到晚一直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朗的天空，金秋时分，伏尔加河两岸仿佛全都铺上了丝绸锦缎。一艘黄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船两侧的轮桨叶片轻轻地拍打着蓝灰色的河水，不慌不忙，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船尾有一条长长的缆绳，拖着一艘驳船。驳船呈蓝灰色，看上去很像一条潮虫。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地移动着，周围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令人耳目一新。绿色的群山，宛如大地盛装上的华丽的褶皱。两岸的城市和村落，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块块的甜食点心。金色的秋叶在河面上顺流漂动。

“瞧，多漂亮呀！”外婆不停地说着。她兴奋地在甲板上来回走动，兴高采烈地瞪大了眼睛。

她常常只顾自己往岸上看了，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她伫立在甲板一侧，双手抱胸，面带微笑，默默无语，但两眼却饱含泪水。我拽了拽她那条深色的印花裙子。

“干什么呀？”她不觉一愣，“刚才我好像打了个盹，还做梦来着。”

“那你哭什么呀？”

“亲爱的，那是因为我高兴，也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她微笑着说，“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活了六十个春秋了。”

她嗅过鼻烟，开始给我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绿林好汉，有先贤圣徒，还有各种猛禽走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故事时声音不高，样子很神秘，紧贴着我的脸，眼珠子瞪得老大，直盯着我的两眼，仿佛要往我心里灌输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她说起话来就像唱歌，越说越带劲，出口成章，头头是道。听她讲故事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我一面听，一面求她：

“再讲一个！”

“喏！那就再讲一个：一位家神爷坐在灶台下面，被面条烫伤了脚，他一瘸一拐的，叫个不停：‘哎哟哟，小耗子们，疼死我啦，哎哟哟，小耗子们，我受不了啦！’”

外婆抬起一只脚，双手抱定，左右摇来晃去，滑稽地皱起眉头，好像她真的感到很疼似的。

周围站着许多水手——有的留着大胡子，有的和蔼可亲——他们一边听、一边笑，直夸外婆讲得好，他们也求她说：

“老婆婆，再给讲一个吧！”

后来，他们说：

“干脆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吃饭时他们招待外婆喝伏特加酒，给我吃的是西瓜和黄瓜。这都是背地里干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这类东西抓起来扔进河里。他的穿着很像一名巡警——衣服上钉着铜纽扣——总是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去，总是离我们远远的。她一直不说话。她修长匀称的身材、阴郁冷峻的面孔，还有她那将一头靓发梳成发辫后盘成的庄重的王冠——整个她，看上去既威严，又刚强。回想起来，总觉得她和我好像是隔着一层迷雾或者是薄薄的云层。她那双和外婆一样的浅灰色的大眼睛总是从远处在冷冷地打量着什么。

有一次，她疾言厉色地说：

“人家在笑您呢，妈妈！”

“随他们的便！”外婆毫不在乎地回答说，“让他们去笑好了，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我记得外婆一看见下诺夫戈罗德市就高兴得像小孩子的样子。她拽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船舷边上，嚷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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