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运动研究》：
同时，纽曼在这篇书册中还注意到一个情况，即某些被认为是罗马教会渎神的行为，实际上是早就存在于很多信徒中的，同时各个地方的情况又有差异，罗马教会并没有“创造”这些渎神的行为，而是把不同地方的宗教观念和实践经过综合和提炼后，才形成自己的崇拜仪式的。这种思路不同于以往，过去的神学家，很少注意某种教义或崇拜仪式的历史演变过程，只把它视为一次性就形成的，然后简单地用《圣经》来判断它的对错与否。而纽曼则发现并非如此，他以罗马教会对圣徒、基督的肖像和圣母的崇拜为例，指出这些行为实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原先在不同的地区，如意大利和尼德兰，对于这些行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直到后来，才由特伦特会议裁定，对耶稣的肖像、圣母和圣徒应给予“适当的荣耀和尊敬”。而新教把这些规定视为罗马教廷的罪恶意志的体现，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规定只是对业已存在的宗教实践的认可。纽曼还引用了法国神学家波舒哀的观点来证明这一点，波舒哀说：“当教会崇拜使徒或殉道者的肖像时，其意图并不是荣耀使徒或殉道者的肖像，而是肖像所代表的使徒和殉道者……我们也只能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对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对肖像所代表的使徒和殉道者的一种纪念，而并非其他原因。”他还进一步辩护说：“我们使用肖像或图画，纯粹是把它们当成代表或纪念性的标志，以此唤起我们对源头的回忆。”而与所谓偶像崇拜无关。①
纽曼还指出罗马教会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他认为毕竟罗马教会经历了1800年的漫长岁月，经历了恶劣的政治影响，想保持完美是很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安立甘教会也是有缺点的，一个人免不了会思考：“为什么我所在的教派碰巧就是正确的那个教派呢？我听见每个人都对我说只有他所在的教派才是正确的，而其他派别则是错误的……换言之，没有地方能发现纯粹、完全、没有杂质的真理，真理是被整个世界所共享的，每个教派都享有真理的一部分，没有教派能拥有全部真理。”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出于虚荣自负的本性，总要自己确立一种真理，它高出其他体系之上，并且反对其他教派根据自己所掌握的那部分真理所得出的体系。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求助于“大公教会”这一理念，即天下的教会本是一体，尽管在各个国家都有教会的分支机构，但它们的主要观点上仍然是一致的。纽曼认为，尽管罗马教会和安立甘教会有对立，但由于他们在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等方面观点为一致，因此都不失为大公教会的共同成员。而教派间的分歧，都是在使徒时代以后才出现的，在早期教会中，无论是公会议还是教父，都没有提及后来安立甘教会和罗马教会出现的那些分歧。由此可以很自然地说，二者都继承了大公教会的真理，但同时又不全是大公教的真理，因为他们之中的有些教义，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与使徒时代的教义有分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马教会的不谬（Infallibility）理论才是错误的。对安立甘宗教也同样可以做这种判断，安立甘教会的源头，即原始教会，本来是纯洁的，但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的束缚，导致种种意外情况的出现。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暴力措施所带来的剧烈变化。①
基于这种“中间道路”的理念。书册派对英国宗教改革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观点，即认为改革只是革除了原有教会中的一些缺陷和错误，而不是创立一个新的教会，所以，安立甘教会与大陆新教有着本质的不同，它的“根”仍然是早期大公教会。书册派的这一思想早在纽曼所写的第2篇书册中就得到了表达，纽曼说：“任何教会如果想标榜自己有新的起点，新的组织，想表明自己是新的，这没有意义。”同时纽曼在这里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他认为英国宗教改革是对教义的添加和改良．并没有违背大公教会传统，而路德和加尔文则违背了大公教会传统。②当然，书册派也承认英国宗教改革还是沾染了一些大陆宗教改革的不足，纽曼在第71篇书册中提出：“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中，突然和激烈的变化一定是有害的，现在这已成为一条被公认的真理；尽管我们自己的观点和实践的变革与我们的邻居相比，令人庆幸地更加缓慢和更经过慎重考虑，它仍然过多地受到了政治利益、突然的外部事件、以及个人意志的影响。”他以1534年的《至尊法案》为例，指出有好几处地方是用国王（即亨利八世）“自己的手”加以修改的。由于安立甘教会没有一直保持它创建之时的那种环境，所以难免也沾染了一些不完美的特征。③但是，这并不影响纽曼把英国宗教改革与大陆宗教改革、大陆新教与安立甘教区分开来的判断，此后他也一直坚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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