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1913-1960）

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

“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代表人物

1942年发表《局外人》，声名大噪

1947年出版《鼠疫》，获法国批评家大奖

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960年因车祸不幸离世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局外人》《鼠疫》完整收录。

《局外人》,加缪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
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谬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谬之事：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失手成为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淡默然、麻木不仁地存在着。

《鼠疫》，加缪极具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代表作之一。
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突发鼠疫，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挺身而出，奋力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成功控制了疫情。

从《局外人》到《鼠疫》，从“冷漠”到“抗争”，两种选择，展现的不仅是加缪创作理念的转念，更是一场关于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的永恒思考——
当你受限于这个荒诞的世界，无法逃脱，你是选择漠视一切、做生命的旁观者，还是选择打破高墙、勇敢地奋起反抗？

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的问题。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
《局外人》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为荒诞及反荒诞而作。
——“存在主义”文学·萨特

《局外人》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
《局外人》整本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
——“先锋派”代表作家·马原
《鼠疫》是个伟大的预言，很少有人读过它而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加缪用了简单的语言叙述了一些普通人面对一场灾难时一些简单的行为吧。引人入胜、瑰丽奇异、慷慨激昂当然也会使我们感动，但是这种感动不大会持久。真正能使我们的心灵深处燃烧起来的，还是战胜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平凡的、每日都在进行工作的人们。
——“尼采”著名研究学者·周国平
《鼠疫》是一部无论篇幅、题材、文笔和主题都无可挑剔的小说。我会反复阅读这本书，不断告诉自己什么是善，以及在动荡、战争、劫难的环境下怎样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告诉自己怎样在集体的荒谬和失控中坚守正义。
——青年作家·蒋方舟

【局外人】

今天，妈妈去世了，也可能是在昨天，我不清楚。我收到了养老院寄来的电报：“母殁，明日下葬。深表哀悼。”电报上写得不清楚，妈妈也可能是昨天去世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的路程。我坐今天下午两点钟的公共汽车过去，傍晚之前能到。这样我就能在那里待一晚，为妈妈守灵，明天晚上再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按常理，以这样的理由请假他是不可能拒绝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到他有些不情愿。我甚至跟他说：“这并不是我的错。”他没答话，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应该。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歉的，反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一下哀悼。大概后天他看见我穿丧服时，就会向我致哀了。现在还有点像妈妈还没有过世一样，等到葬礼过后，事情就将告一段落，一切就又会回到正轨。

我坐的是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闷热。和往常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吃午饭。他们都来安慰我，赛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烦，想快点离开，因为我还要去艾玛努埃尔那里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叔叔刚去世。

我是跑着去赶的汽车。心里着急，时间也赶，一路的颠簸和汽油味，还有明晃晃的道路和亮得耀眼的天空，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一路上我几乎都在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头正靠在一个军人的身上，他冲我笑了笑，问我是不是远道而来。我不想说话，只点了下头，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有两公里。我走着过去了。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是门房说我得先去见院长。他那时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在这个空当儿，门房一直说个不停，后来他带我去见院长。院长是一个小老头，肩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我的手。他看了看桌子上的档案，然后对我说：“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来这里的。您是她的唯一赡养人。”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的生活开支。她需要有人一直在她身边照料，而您的薪水又无法承担。总之，她在这里会更安逸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我是这么考虑的。”他又说：“你知道，在这里，她可以和年龄相仿的人做朋友，他们有相同爱好，有共同感兴趣的东西。而您太年轻了，和您待在一起或许她还会觉得闷呢。”他说的没错，妈妈在家的时候，她总是一天到晚地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的几个礼拜，经常哭，那是因为她不习惯这儿的生活。两三个月后，如果再让她回家，因为又不习惯家中的生活，她还是会哭。因为这个原因，近一年来我几乎没来看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来看她就必须占用星期天，这还不算买票、赶车、坐两个小时车所费的精力。

院长还在说着什么，可是我几乎没有在听了。最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带着我出去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向我解释说：“因为担心其他老人害怕，我们把她的遗体抬到小停尸间里了。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老人总要经过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安定下来，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我们穿过一座院子，院子里有不少老人，他们正三五成群地闲聊。我们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他们说话的声音让我想起笼子里低声乱叫的鹦鹉。我们走到一座小房子的门前，院长与我告别：“就到这里吧，默尔索先生。如果有事，请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原则上，葬礼计划在明天早上十点钟举行。我们是想让您能够为您母亲守灵。另外，还有一件事，您母亲似乎经常向她的朋友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告诉您一声。”我向他致谢。我知道母亲并不是无神论者，可她活着的时候也从未信过什么宗教。

我走了进去。屋子里很亮，玻璃天棚，四面墙壁都刷着白灰，有一些椅子和几个X型的架子，正中间的两个架子上放着一口棺材，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清晰可见一些发亮的螺丝钉，刚拧进去一个头。棺材旁边站着一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头上围着一方颜色鲜艳的头巾。

这时，门房来到了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着进来的，说话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他们把它盖上了，我来帮您打开它，让您看看母亲。”他走近棺材，我叫住了他。他大声说道：“您不想……”我回答说：“不想。”

他把螺丝刀放回了口袋，然后看着我。我认识到我不该说不想，这让我感到有些尴尬。他看了我一会，然后问道：“为什么？”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好像只是想问问。“呃，我不知道。”他捋着他发白的胡子，也不看我，温和地说：“我能理解。”

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睛、脸颊微微发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的身后。那名女护士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当她走过去的时候，门房在我耳边窃窃私语地说道：“她长的是恶疮。”我不明白，就看了看那个女护士，我注意到她眼睛下面缠了一条长长的绷带，而她鼻子那儿却是平的。在她的脸上，除了眼睛，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

她走出去，门房又对我说：“我想应该让您一个人待会儿。”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表示，他说完话后并没有走，而是站到了我椅子背后。背后站一个人，这让我感觉很不自在。傍晚时分，整个屋子依然很亮。两只大胡蜂“嗡嗡嗡”地贴着天花板乱飞。我感到很困，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我头都没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五年了。”他立即回答道，就像是在等着我问他一样。

接着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如果有人对他说他还将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门房，他一定不会相信。他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是巴黎人。说到这儿，我打断了他：“噢，您不是本地人？”问完我才想起来，就在他带我去见院长之前，他和我谈起妈妈时说过要赶紧下葬，因为平原地带天气很热，尤其是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巴黎居住过，并且永远忘不了那里。他说在巴黎，遗体可以在家里停放三天，有时四天，但是这里不行。在这里时间实在太仓促了，你还没来得及想，人就该下葬了。这时，他老婆打断了他，“不要说了，这些事不该对这位年轻的先生说的。”门房的脸一下子红了，连连向我道歉。我说没事，我觉得他讲得对，也很有意思。

他继续跟我说，他当初来养老院是因为穷，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结实，就自荐当了门房。

我向他指出，他算是养老院收留的人。但是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是一个“管理者”。我先前就觉得奇怪，每当他说到养老院里其他人的时候，他总是说“那些人”或者“那些老人们”，其实养老院有些人并不比他年龄大。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是管着他们的。

这时，那个护士又进来了。天黑得很快，眨眼间，浓重的夜色笼罩了天花板的上空。门房打开灯，突然出现的光亮让我感到有些眼花。

他提出带我去吃饭，但是我并不饿。于是他又建议给我送一杯牛奶咖啡来。我喜欢牛奶咖啡，就答应着说了谢谢。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口咖啡，想抽烟，但有些犹豫，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妈妈灵前抽烟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认为并没有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道：“您知道的，您母亲的朋友一会儿也要来守灵，这是一种习俗。我得去找一些椅子，再端些咖啡来。”

【鼠疫】

4月16号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离开他的诊所，在楼梯口中间，踢到一只死老鼠。当时他没多想，把死老鼠踢到一边就下了楼。但是，当他来到街上时，细想这只老鼠死的不是地方，于是他又转回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守门人。而守门人老米歇尔对这件事的奇怪反应，使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发现不同寻常。在他看来，楼道里出现死老鼠非常奇怪，仅此而已；而在守门人看来，这简直荒唐可笑。他断言这里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楼梯上确实有一只，而且已经死了。但守门人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这栋楼房里肯定没有老鼠。这只老鼠要不就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那天晚上，里厄在楼里的过道上掏钥匙，准备上楼回家，忽然看到过道的尽头窜出一只全身湿漉漉的老鼠，摇摇晃晃朝着他这边爬过来，然后又停下来，像是再找回平衡，又向前移动了下，原地转起圈来，发出小声的嘶叫后竟然倒在了地上，从它裂开的嘴唇里吐出些血来。医生盯着它看了一会就上楼了。

他没有想那只老鼠的事情。只是那滩吐出的血又让他想起他正在担心的事。他已经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要出发去一个山里的疗养院。回到家，他的妻子正遵照他的嘱咐躺在卧室里。这是为了这趟劳累的旅途做些准备。她看见他时微笑了一下。

“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她说。在床头灯的亮光下，医生注视着那张转向他的脸。他的妻子已经三十岁，尽管还带着病中的倦容，但在里厄看来，那张脸还一如她年轻时候的模样。这也许是因为她的笑容胜于其他的一切。

“想办法再睡会儿，”他说，“护士11点才来，我中午把你们送去火车站。”他吻了一下她微微渗出汗水的额头。她的微笑一直伴着他走到门口。4月17号，第二天早上八点，守门人在过道上叫住医生，咒骂那些个搞恶作剧的家伙又在大厅里放了三只老鼠，而且那些老鼠显然是被人用捕鼠器给抓来的，留了很多血。守门人手里提着那几只老鼠站在门槛好久了，他想通过几句讽刺挖苦让那些干坏事的人自己出来承认，但是没有人过来。

“看着吧，我会把这些家伙一并都给抓起来的。”老米歇尔嚷着。

里厄更加困惑，他决定先从外环的几个街区开始他的巡诊，那里住的都是比较贫穷的病人。那些地区的垃圾采集要晚很多。当他开着车沿着土灰色的笔直的公路行驶时，留意了下被丢在人行道上的垃圾箱。沿着脚下的马路，他在烂菜叶堆和杂物里发现了差不多十二只老鼠。

他找到了第一位病人，一个长期哮喘病患者，他躺在卧室兼餐厅里的床上。这是一个面孔生硬、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在他面前的毯子上放着两盘豆子。他原来半坐在床上，医生进去时，他向后翻了一下身，想喘口气，重新发出老哮喘病人的那种呜呼声。他的妻子拿来一个面盆。

“咳，医生，”打针时，老人说，“昨天它们都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吗？”

“他是说老鼠，”他的妻子补充道，“有邻居抓到了3只。”

老人搓着手接着说：“它们跑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能看到，一定是老鼠闹饥荒了！”

出诊结束后他开车回家。不久，里厄就发现这个街区里的所有人都在谈论老鼠。

“有一封您的电报，先生。在楼上。”老米歇尔说。

里厄问他有没有看到别的老鼠。

“哦，没有了，”守门人说，“没有再出现过，我一直在这儿盯着，那些坏东西不敢来捣乱。”

里厄从电报中知道他的母亲次日来。她是因为儿媳外出养病，所以过来这里替儿子照料家务。医生走进房间时，护士已经在那儿了。他看到了妻子，她穿着定制的长裙，化了淡妆。

他走过去笑着对她说：“看起来好极了，气色不错。”

几分钟后，他们到了火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

她看着车厢的隔间说：“这对我们来说太贵了，不是吗？”

“你需要这些。”里厄回答道。

“关于老鼠的传闻是怎么回事？”

“我也解释不了，确实有点奇怪，不过会没事的。”

然后他语气很快地请她原谅自己的疏忽，他本该一直守在她身边。她摇着头，好像意思是叫他别再说了。但他接着说：“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说得真好，”她眼里闪着亮光，“我们要重新开始。”

接着她转过身，背对着他，望向窗外。站台上，人们匆匆地赶路，互相擦碰着肩。这时传来了火车头的呲呲声。他温和地喊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时，他看到她的脸上已满是泪水。

“别这样。”他低声安慰道。微笑又出现在那张带泪的脸上。

她深吸了一口气：“你回去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从背后把她紧紧地拥入怀里。然后转身走回站台。现在，他立在站台上，只能通过玻璃窗看她的笑容了。“亲爱的，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但她已经听不到了。

在火车站站台出口的地方，里厄碰到了治安法官奥顿先生，手里还牵着他的儿子。医生问他是不是要出去旅行。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奥顿先生，看起来像是人们以前所说的 “一条好汉”，脸上总是带着几分犹豫。

他用亲切而简练的话语回答道：“不，我在等我的妻子，她去探望我的家人了。”

火车鸣起了长笛。

“老鼠……”治安法官说着。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转向出口处。“老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答道。

这时，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到了一个车站工作人员身上，因为他手里提着整整一箱子的死老鼠。

那天下午，门诊刚开，一位叫雷蒙·朗贝尔的年轻人拜访了里厄，这个人是一名记者，早上就已经来过。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神情坚决，眼睛明亮，给人一种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穿着一身运动外衣，说话开门见山。他正在为巴黎的一家大报社做一个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调查，需要咨询一些关于当地人的卫生条件方面的情况。里厄告诉他情况并不好。不过，在双方进一步交谈之前，里厄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如实报道。

“当然能。”朗贝尔说。

“我指的是，”里厄说，“你能否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的谴责？”

“全面的，恐怕做不到，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

“不。”里厄平静地说，还没那么糟糕。他问这个问题仅仅是想知道朗贝尔的报道是否能做到坦率而又毫无保留。

“对那些有所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意义的。”里厄补充说，“因此我不能为您的报道提供依据。”

“这说话得真像法国革命家圣茹斯特。”那个记者笑着说。

里厄继续他平静的语调，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但是，这是一个对他生活的世界已经厌倦了的人才会说的话。不过，他喜欢志同道合的人。因此，他本人拒绝接受不公正和任何妥协。

朗贝尔缩着脖子，无言地看着医生。“我想我理解您的意思。”他起身告别时说道。

医生把他送到门口：“我也谢谢您如此关心我的事。”

朗贝尔有点不难烦了：“是的，我理解，请原谅我的打扰。”

在和他握手的时候，里厄告诉他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他可以写一篇有关的报道。

“啊，太好了！”，朗贝尔叫起来，“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下午5点，医生又要进行另一轮出诊时，碰到了一个人，尽管还很年轻，却有着深陷的脸颊，眉毛又浓又粗。这个人名叫让·塔鲁，里厄在公寓顶层的西班牙舞者那里碰见过他几次。他正抽着烟，眼睛盯着下面楼道上一只垂死挣扎的老鼠，这只老鼠就快没命了，正在做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用那双灰色的眼睛注视着医生，以一种深沉的目光。他跟医生打了招呼，表示这件事很奇怪，老鼠都从洞里跑出来死了。

局外人/001

鼠疫/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