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水韵》：
（一）西江航运对西江流域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
西江水系的众多河流一方面将城镇、圩集和乡村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又因航运的带动，在西江的主干河流区出现了多个地区范围的经济中心，并呈树状分布，形成了以梧州为经济发展中心的广西近代经济发展新格局及“西轻东重、西缓东快”的广西近代经济发展特征。广西近代经济发展的重心趋向于东部，与西江的西东流向及航运发展程度相一致。
西江航运促进了广西近代商品经济的发育。梧州开埠后，西方列强把沿江各港口作为剩余商品的输入与倾销据点。洋丝、洋布等的输入破坏了内河农村各地的家庭手工业，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另外，广西的农产品、山货、药材等大宗出口，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广西农村市场的半封闭状态被打破，并与国内、国际市场发生了相对密切的联系，农村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强，农民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商品与市场的贸易网络。
西江航运还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梧州开埠后的西江航运，为洋货的输入和土特产的输出提供了便利通道。大量货物的集散与交易带动了新行业的产生，如梧州出现三十多家代客买卖的平码业，为适应平码业的资金周转需求而出现银钱业。1910-1920年，梧州还创办了三家机械厂，一些商入开始经营近代新式工矿业。梧州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银钱、平码、航运、机械等相互依存的局面。但是，广西的城市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萌发的，从而兼具营利性、封建性、殖民性、妥协性等复杂特征。一些商人以营利为首要目的，对外国资本主义接纳、妥协并成为外国商品的代理商和推销商，如吕辑堂代理美孚火油、陈太记代理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等。
随航运而来的倾销商品同时也带来了内地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其中以农村的种棉业、棉纺业、植桐业等变化较为显著。因洋纱的涌入，一大批垄断棉纱销售和棉布收购的包买商出现。商人雇工将棉纱交给织户，织户将织成的棉布交给商人并领取工资。包买商由普通中介转变为提供原材料并剥削织工剩余价值的手工场场主，织工由独立的农民变为家庭手工工人。植桐业出现油桐生产垦殖场，场主以包工制和分益制的方式募工垦殖，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特征。
（二）西江航运对西江流域近代社会的影响
西江航运的发展，为人们出行或经商提供了便利条件，促使大量外来居民进入西江流域腹地。开埠后，大量华人商旅、达官贵人、洋人及客家人涌人内地，大宗的土货运输出口，舶来商品倾销内地，对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习俗及观念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是生活习俗的改变。衣着服饰方面，因大量洋布、洋纱侵占各级市场，当地的传统服饰有所改变。以前衣料多用自织的土货棉布，布质密致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洋货进入内地后，对家庭手工纺织业造成冲击，洋布洋纱制成的线缕巾带等大行其道。服饰的样式与风格也发生变化，清代时贵族妇女的衣袖、衣襟多尚镶边，光绪年间则流行革履短裙女服，民国时期崇尚穿旗袍，并改变了头发的发式，去髻载发以与旗袍相搭配，乡间妇女多带不加布帷的东坡帽。桂平县的新学礼服有全部仿照欧洲服装的硬领、硬袖、合帽、革靴等特征，女性衣饰偏向于仿照粤东的生绸衫、熟绸裤。光绪末年民间兴起追仿吴装。民国年间，服饰风格的中西杂糅更为突出，年轻妇女大多着短衣长裙。在饮食方面，卷烟、汽水、饼干、牛乳逐渐为城市居民所喜爱。住房风格方面，逐渐兴起砖瓦房，房屋样式有广肇派、嘉惠派、闽派等多种风格。富有的家庭还仿建西式洋楼，分建两层，屋顶有楼阁。民国以来的学校建筑也多仿照西式。以前西江流域的特色建筑如渔民的“浮家泛宅、短篷高桅”已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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