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5月初,我与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以及另外两位先生一道,开始一次短途旅行,访问宁波周边的绿茶产地。我们得知,在这片绿茶产地的中心,有一座很大很有名的寺庙——天童寺,离宁波大概有20英里的距离,旅行期间,我们可以在这个寺庙落脚歇息。我们走了12或14英里的水路,因为运河到山脚下就结束了,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或坐着轿子上山。上山的这种轿子非常简便,就是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中间悬挂一块木板,当作座位,此外还有两块横着的板子,一块靠背,一块搁脚,头顶上再撑一把大大的中国伞,用以遮阳挡雨。
中国人都是中国式的哲学家。在前往天童寺的路上,因为坐船时间太久,坐累了,好几次我们都从船上下来,沿着岸边的小路往前走。河里还有很多航船,与我们同一个方向,满载着一船船的乘客。大部分航程中,为了满足乘客对我们的好奇心,这些船与我们的船靠得都很近。中国人但凡能找到一种别的什么交通工具,就不愿意走路,所以当这些乘客看到我们很喜欢走路的样子,自然都觉得很奇怪。
“这不奇怪吗,”一位乘客说,“他们像我们一样有船坐,却宁愿走路?”这在他们中间引发了一场讨论,讨论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合情理的习惯。直到他们当中最聪明的那位先生,说出他那精辟的论断,这场讨论才算平息下来——他说:“这就是他们的本性。”显然,争论各方都接受了这个论断。
我们到达天童寺的时候,天已经昏黑了。由于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从里到外浑身都湿透了,看起来很狼狈。僧人们看到我们这副样子似乎都很吃惊,但马上就拿出最大的热情和善意来招待我们,让我们很快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给我们端来了火盆,好烘干我们的衣服,给我们准备好晚饭,又把他们最好的几间房拿出来,供我们歇息。大多数僧人从来没看到过英国人,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好奇关注的对象。我们的衣服、容貌、吃饭的样子、行为举止,对这些单纯的人们来说,无一不是他们感兴趣的范围。他们相互间传递着很多有关我们的笑话。
我们早早就上床休息了,能够脱下那些仍然潮湿的衣服当然让人高兴。等到早晨起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风景比我以前在中国看到的都要美得多。天童寺坐落在群山之间,下临山谷。山谷中土地肥沃,在山中清泉的滋养下,出产品质上佳的稻米。两侧山地更为肥沃,在山坡的低地上,散布着很多深绿叶子的茶林。进出天童寺,需经由一条长长的大道,笔直的大道两侧都是松树。在快到寺庙时,大道拐了几个弯,在沿着两个人工湖的边缘画出几段优美的圆弧之后,道路在一段石阶前结束。沿着这段石阶拾步而上,便是天童寺的大门。寺后以及两侧,都是随势赋形的山峰,海拔从一千英尺至两千英尺不等。与南方那些荒山不同,在这些山上,厚厚的带有热带特征的植被一直覆盖到了山顶,包括各种草本、藤灌植物及各种林木等。山谷中长着一些非常漂亮的竹子,山坡上则长着高大的青松。
吃过早饭,来了一位大和尚,非常恳切地邀请我们与他共进午餐。其间,他还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寺庙,向我们讲解寺庙的历史:好几百年以前,有个非常虔诚的老人,他远离世俗,来到这座山上修行。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宗教活动中,潜心苦修,以致忽略了自己的现世需要,甚至连饮食也忘记了。但上天不会让这样一个人挨饿受苦的,一些儿童奇迹般地出现在他身旁,每天给他提供食物。渐渐地,这位圣人的名声传遍了这一地区,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拜他为师,于是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发展到今天,就成了这有着一大片建筑的“天童寺”,寺名就从上天派来的这些儿童得来,“天”指上天,“童”指儿童。等到老人逝世以后,他的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天童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信徒遍布全国,连最偏远的地方都有,其中还包括一位中国皇帝。信徒们来到天童寺顶礼膜拜,在祭坛上献上各种供奉。于是,在原有殿堂的前面又新建了更大的殿堂,就这样不断扩大规模,旧殿堂让位于新殿堂,直到形成今天这种主体结构。
所有的殿堂里都摆满了偶像——或者说,他们所喜爱的神灵的塑像,比如三宝如来、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音、四大天王以及其他众多被神化了的古代国王和伟大人物。这些神像高达三四十英尺,摆放在这些宽敞高大的殿堂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尚们自己住在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这些平房与其他殿堂互相分隔,又互成犄角。每位和尚在自己的住所都有一个小小的佛龛,佛龛里供奉着一些小小的神像,和尚们经常在这儿进行一些个人的修行活动。
我们参观了各个殿堂和钟楼,钟楼里面摆放着一座体积庞大的铜制洪钟。之后主人把我们引到他的住所,在那儿,餐宴已经摆上桌了。佛教僧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吃肉,所以我们的餐宴都是素食。就像平常吃的中国菜一样,这些菜都盛在小圆盘子里端上来,汤菜之外的每一盘菜都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方便人们用筷子夹着吃。和尚们设法准备了很多种不同的蔬菜,通过他们的精心烹调,这些菜吃起来非常可口。实际上,有几道菜无论从口味还是外观上看,都非常像肉食,以至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被蒙蔽了,以为我们努力用筷子夹起来的那一小块食物是鸡肉或牛肉之类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至少在这一天,我们善良的东道主始终坚持素食,一整天下来,吃的都是蔬菜。餐桌上陪着我们的,还有几位和尚,很多等级较低的和尚以及仆人,则都挤在门口和窗外。看到我们当中有人用筷子的那个笨拙劲儿,围观的人群必定感到非常奇怪,尽管他们非常礼貌,我还是看到他们有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样子,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好不容易被我们夹起来的那一小块美食又滑落到盘子中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外国人第一次用筷子吃饭这一场景更恼人、更可笑的了——特别是当他整个上午都在山里转来转去,已经饥肠辘辘的时候。要用好筷子,首先把筷子夹在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两只筷子要平齐;然后把两只筷尖小心地一起伸出去,对准那块你已垂涎良久的美食,注意筷尖之间只需留出食物那么大小的空间;小心地把食物夹起来;啊哈,但,抬手的时候,筷尖通常会把不稳,滑来滑去,这样,那块你满心以为就要吃到嘴的东西又掉回盘子中去,甚至掉到别的盘子中去了。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努力,直到这个新手完全失去耐心,绝望地扔下筷子,抓起一把瓷勺——他觉得还是这个更得心应手一些。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人还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尽管不是我们英国人所欣赏的那种方式,这些中国朋友,看到你的困境,出于热情与礼貌,他们会隔着桌子,从对面伸出他自己的筷子——也许还沾着他嘴里的余沬,把你想要的食物夹起来,送到你面前的碗里来。而你呢,按照一般的礼节,还是得表达你的感谢之情,同时把食物吃下去。
在餐宴中,主人告诉我们,天童寺一共有大约1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被派到全国各地去宣教,因而常常不在寺中。当问到寺庙如何经营下去时,主人说,附近相当一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寺庙,这儿出产的竹子很好,还有各种树木与灌木的枝桠,收集起来可以一捆一捆地当作柴火卖掉,每年出售竹子和木柴可以获得很大一笔收益。天童寺还有一部分茶田与稻田,和尚们亲自耕作,出售这些农产品也是一笔收入。此外,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到寺庙做礼拜的信徒们的捐献,以及和尚们在特定季节外出四处化缘所得。和尚之间当然也是有等级的,有一些和尚就只能充任仆役,不管是在寺院里还是在田地里。和尚们看起来又单纯又善良,但实际上他们无知、迷信得要命。去年寺庙附近发生了一次山体滑坡,可能是由于台风,也可能是伴随台风而来的大雨造成的,这次滑坡把10到12亩左右上好的水稻田给埋了起来,提到这些的时候,和尚们都非常虔诚地认为,这对天童寺来说是个不好的兆头,其中一个和尚则出自中国式的礼貌,说他确信我们的光临将为这个寺庙消灾袪邪。
在参观了茶园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之后,罗伯聃先生、马礼逊先生(死去的马礼逊博士之子)译者按:马礼逊有6个子女,此处不知是马礼逊的第几个儿子,但肯定不是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因为马儒翰已于1843年病逝于香港。以及辛卡莱先生就回宁波去了,我则留了下来,就这一地区的自然物产做些研究。我通常一整天都不在庙里,直到晚上,才带着我采集来的植物——如果运气好的话,旅途中还能捕到一些鸟——回到庙中。和尚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我这个洋人,他们最感兴趣的看起来是我的进食,就如同人们在观赏一头野生动物时一样。我的晚餐摆在房子中间的一张圆桌上,一半是中餐一半是西餐,尽管这种混搭看上去有些稀奇古怪,但考察锻炼以及山间的新鲜空气还是让我胃口大开。筷子对我来说很快就不是什么障碍了,我现在几乎可以像中国人一样熟练地使用筷子。中国人一般要在大厅两侧摆上一些椅子,现在这些椅子都被和尚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坐满了,每个人嘴里都含着一管烟杆,旁边摆着一杯茶。我非常尊重我的东道主以及他们的朋友,但也只好请求他们不要吸烟,因为吃饭的时候有人在旁吸烟我感觉很不舒服。在其他方面,我想我表现得还是非常有礼貌的。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朋友们离开以后,那一晚我体会到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孤独。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或者回家,或者上床睡觉,最后主人自己也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哈欠,提醒我晚上休息的时间到了。我的卧室在楼上,中间要路过一个小神龛,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神龛里供奉着“天后”,也就是观音,同时也供奉着其他一些神像。神像前的祭坛里正焚着香,一盏孤灯,发出昏暗的灯光,照在室内,整个房间似乎都笼罩在一层沉寂肃穆的气氛之中。僧人们正在做晚课,楼下以及邻屋的房间都传来他们那特有的唱经的声音,耳中听到的锣声,以及钟楼里那口洪钟不时撞击出的庄严单调的钟声,这些都表明僧人们正忙着做各种法事。置身于这样一种场景当中,又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远离自己的家乡与朋友,很容易让人在头脑中生出一些终生难忘的感受。在这个夜晚,我与和尚们一起呆在天童寺里,那些在我脑中生出的莫名情愫,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后来经常去天童寺,多次路过那个小神龛,睡在同样的床上,在寂静的夜里听着同样肃穆的声音,但只有这第一晚的感受始终清晰地浮现在我脑中。
这些和尚,无论是处于最高职位还是最底层,都对我表示出了最大的关心和善意。只要我不反对,很多和尚就兴高采烈地陪着我在寺院附近四处转悠,一个拿着我的标本书,另一个拿着采来的植物标本,第三个则拿着我捉来的鸟儿,不一而足。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与他们自己笨拙的火绳枪相比,两者太不一样了。他们把枪上的撞针看作是最神奇的小玩意,可是他们又特别胆小,每次我射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离我远远的。
有天夜里,一位高僧带着一群人来到我这儿,告诉我晚上有只野猪从山上下来,将竹林里刚刚破土而出的幼笋都糟蹋掉了,这时候的竹笋可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那么,”我说,“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呢?”
“帮个忙,把枪借给我们用一下。”
“好啊,枪就在墙角那儿。”
“嗯,可是你还得帮我们把枪弹装上。”
“没问题,我来装。”我马上就装好了枪弹。“拿着,当心别射着自己人。”他们迟疑了好长一会儿,没人敢上前接过这把枪。他们又讨论了好半天,最终,一位发言人站了出来,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告诉我说,他们不敢开枪,如果我愿意跟着一起去,射中的野猪就归我一个人吃。对这些佛教徒来说,这当然没什么损失,他们本来就不吃肉,或者说,不应当吃肉。我们这一群人就这样出发打野猪了。夜很黑,竹林里什么也看不清,也许野猪听到三十来个和尚以及仆人们的声音,早就退回到山上的丛林中去了。我们既没见到什么野猪,也没听到什么野猪的动静,尽管如此,我得承认,我还是相当高兴,比碰到了野猪还要高兴。要知道,这种情况下开枪,我误中和尚的机率可能比射中野猪的机率还要高一些。
对付这些糟蹋财产的野兽,和尚们有两个办法。其中一个是在山坡上挖陷阱。这一地区遍布泉水,陷阱还没挖好,就已经蓄了一半水进去。阱口然后用树枝、碎屑和青草盖好,以吸引野猪前来,等到野猪真用猪嘴来拱食这些东西,阱口一下子就塌了下去,野猪也就头朝下地掉到陷阱里去了。这时候,野猪绝不可能逃出生天,它要么是淹死,要么就乖乖地成为中国人的猎物。对不熟悉当地地形的人来说,这些陷阱非常危险。好几次我都差点陷了进去。有一次最危险,那天我刚从密林中钻出来,无意中踩在了某个陷阱那充满危险的阱盖上,感觉到脚下的泥土在往下陷,我双手外挥,设法抓住了附近的一条小树杈,全靠它支撑着我才能爬到结实的地面上来。事后我去看这个陷阱,发现阱盖上那些松松的掩饰物已经掉到陷阱里去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深深的陷阱,里面蓄了一大半的水,陷阱口很窄,底部则宽大一些,就像一个大大的中国花瓶,这样一种构造是为了防止掉进去的野猪再爬出来。一旦掉进去了,如果没有外援,只凭我自己,几乎不可能从里面脱困。而这些陷阱一般都挖在最偏僻最原始的山里,得到外援的机率就低得可怜。
另一个保护幼笋免遭野猪破坏的办法则显得很聪明。找一段大约8到10英尺长、比成人手臂还粗一些的竹子,将其从中剖开,剖到只剩四分之一处,然后将这段竹子系在竹林中某棵树上,两者相交成45度角,剖开的那一部分自然松开,然后用一根竹绳,一头牵住这段竹子,另一头则牵到竹林外有人守候的地方。当夜深人静,野猪从山上下来拱食幼笋的时候,守护人便一前一后拉动竹绳,带动那段竹子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这种声音又响又闷,在寂静的夜晚传出去很远,受到惊吓的野猪便跑回它山上的巢穴中去了。我第一次在晚上听到这种竹片的敲击声时,它传遍了四面八方,我还以为那是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呢,因为这种闷响的声音很像中国寺庙里做法事时一种乐器译者按:作者指的乐器应该是木鱼。发出来的声音。
这一地区散布着很多寺庙。其中一座叫阿育王的寺庙,我曾经去参观过。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一样,规模都很大,看起来财力也很雄厚。它们不仅拥有寺庙周围的大片田产,而且控制了周边很多规模较小的寺庙。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庙,都选址在山中那些风景最为优美、浪漫的地方,附近通常都保留有或新栽种了大片树林。这些特点让人想起英国乡村绅士们的居家之地,在中国这儿,则成为寺庙特有的一些标记。整个中国的寺庙都是如此。当一位疲惫的旅行者,在东方的烈日下暴晒了几个小时之后,看到远处山坡上、树丛中露出的华堂精舍,几乎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在那儿,他可以得到僧人们礼貌而又友好的招待。
普陀——外国人一般把它叫做“礼拜岛”——是舟山群岛中东边的一个岛屿。普陀岛是中国在这一带的佛教圣地和传播中心。整个岛方圆不过五六英里,属于丘陵地形,山坡上以及小山谷中树林密布,特别是邻近寺庙的那些地方,更是如此。由于普陀离舟山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战争期间,很多英军军官都先后来这个小岛游玩,他们交口称赞岛上的优美风光,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有人还告诉我,岛上的和尚喜欢搜罗各种植物,特别是兰花。和尚们收藏的植物品种非常丰富,因为寺里有四处云游的游方僧人,他们到过中国最偏远的省份。还有来到岛上的信徒,每年的特定季节里,很多信徒来到岛上朝拜礼佛,他们供献给寺庙的赠品里就包括很多植物品种。我于是决定到岛上走一趟,亲眼去看一看。我的普陀之旅于1844年的7月成行,陪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我的朋友——马德拉斯步兵团的马克维医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