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男，湖南省衡东县人，1966年生，1981年9月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4年到1999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年担任教授，2006年任博士生导师。2010年9月应聘到山东大学任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副主编，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入选2006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本书是一部关于著名作家胡石言的传记。胡石言因歌曲《九九艳阳天》而声闻海内，在大众中有极高的知名度。本书利用丰富的一手资料，详尽还原了胡石言的一生。本书予评予议，给胡石言以合适的文学史定位。本书作者也试图以胡石言为切入点，重新研究和审视当代文学中的“十七年”特殊时期。本书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学术性，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必读书。

绪论 作为时代个体的作家

现代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现了人，或者说发现了普通人。

正如鲁迅所批判的，中国古代历史主要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只关注政治地位特殊或军事能力出众的个人，却完全将普通大众忽略。但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在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启迪下，普通人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和显现。在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中，历史不再是宫廷权力争夺史，也不只是英雄战争史，而是整个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演变史，在这些历史当中，普通个人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所谓的帝王和英雄们。

历史学的影响不只是局限在学科之内，还延展到社会文化整体。最典型的是，以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历史学家们对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深刻影响。历史学家们开始将书写的视野下放到普通大众中，并关注、搜集、研究那些看起来琐屑卑微的大众日常生活历史。在其影响下，思想学界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当代思想史学家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就一改传统思想史以各时代思想家为中心的结构方式，转而将大量篇幅给予不同时代的社会潮流，也就是普通大众的思想和生活。虽然对于那些习惯于背诵著名思想家的概念和警句的人来说，这种结构方式会有些异样，但它无疑更切近历史发展的原始面目，也更利于我们捕捉到历史过程中具有生命气息的细微触角。因为确实，所谓的正史往往有着太多的遮蔽、虚饰和扭曲，民间的生活记忆反而会更真切、朴实而可靠。只要抹去历史记忆中的几许灰尘，人们和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会更切近。

与之相应，人们在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不将历史人物看做是凌驾于历史之上的特异者，而是关注历史环境给予他的制约和影响，真正把人还原到其生存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换句话说，在很多历史人物传记者的笔下，人物历史已经不再是纯粹个人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时代的文化风俗史和社会心态史。

文学历史的书写也自然受这一风潮的感染。与思想史一样，以往的文学史书写也主要存在两种书写方式：一种是侧重名家，也就是关注那些著名的作家和作品，从纯粹文学的经典性上来把握和记录文学历史——事实上就是文学经典的历史；另一种则是社会性的文学生态史，还原文学创作的原始环境和基本状貌。它所侧重的不是文学的内在质素，而是外部的生长和影响过程，以及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在后一种文学史的视野下，其书写的对象已经不限于名家名篇，那些被纯文学史遗忘却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作家作品反而更有意义。同样，那些被时代囿限、没有做出突出成就的作家个体，如果从纯文学发展角度来看，似乎不具备被充分关注的价值，但从文学生态历史角度说，要了解一时代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及更透彻地剖析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作家个体却是很有意义的，甚至比那种创作成就更高，但时代环境却比较平和的作家具有更充分的认识意义。

所以，任何时期的纯文学史都只会记录数量非常有限的一些作家作品，更多的创作者和文学作品都会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但那些被排除出文学史之外的作家自有其关注价值。因为我们对作家的认识不只是局限于文学内部，也包含思想、心态、文化等多个层面。就像在生活中，一个作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而存在，他（她）同时也是一个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一个城市居民或农民……他的生活角色多样，生活内容也远远不只是局限在一个作家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看到文学史上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的时候，很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给他们蒙上炫目的光环，而忽略掉他们其实也是普通的个人，也是具体时代中生活的人。他们也有烦恼，有痛苦和坎坷，甚至因为他们是优秀的作家，就更难以适应现实生活的规则，遇到的困难坎坷会比一般人更多，而且，他们也有弱点，甚至存在某些缺陷。

这样的理解，能够让我们对历史中的作家个体生存有更多了解之同情，也能够更好地通过作家以认识时代。我们一方面当然应该对这些作家充满敬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苛求他们，不要将他们的生活理解为完美无缺、一帆风顺，也不要将他们当做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去看待和衡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解方式，可以通过对作家的透析而更清晰地认识一个时代。在这一意义上说，作家是时代独特而真实的缩影，无论著名作家，还是无名作家，都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文学创作者，尽管能力不同，成就不一，但都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构成丰富而独特的联系。

所以，作为整体来说，作家在社会文化中有其突出的时代意义，从个体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值得研究和思索。无论是在平常还是特殊时期，作家与个人之间总是存在比较复杂的张力关系。特别是外在环境对文学限制相对严厉的时代，这种张力关系更为突出，也更值得探究。诸如他们如何避开时代的限制，以及如何经受内心的煎熬，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生存，在创作中如何“戴着镣铐跳舞”，或者是无奈地放弃自我，以及在有限的空间中如何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和探索……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具有可探究的多方面内涵。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十七年”，特别是“文革”，应该可以算作这样的时期。虽然我们不应该对这期间的所有文化都予以否定，但毫无疑问，这时期的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更严厉，规范也更严密，作家能够得到的创作自由更有限，空间更为逼仄。正因为这样，人们对这时期的文学创作水准有较普遍的贬斥和质疑，真正能够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为数相当有限。

但是，这时期的许多作家作品依然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甚至可以说，他（它）们的价值已经远远不只是在于其本身，而是足以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构成一定的启迪意义。

因为最简单的理由，任何历史都是由人推动和构成的。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人不都是被动者，而是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既是人生存的意义所在，也是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按照存在主义的思想，既然人可以选择，就应该承担选择的责任，无可逃避。因此，我们在思考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个人的时候，就不能将什么都推给历史本身，推给各种客观条件和原因，而是要去多方面思考其背后的个人主观因素。在历史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故事，有自己的顺境、逆境，有自己的追随和努力，也有自己的犹豫和迷茫。特别是作家群体在情感上更为敏感和复杂，也更能典型地折射时代的集体心态和思想。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这种作家个体生存与时代的关系，完全具有成为中国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历史典型个案的价值意义，对他（它）们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绪论 作为时代个体的作家

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家世与教育

第二章 重要的人生选择：从军与从文

第三章 《柳堡的故事》：时代与个人的契合

第四章 艰难时代：困厄中的生存

第五章 未完成的涅槃：超越与束缚

第六章 有遗憾的辉煌：晚年代表作

第七章 回归历史：创作总论及批评研究

胡石言创作年表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