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以后，随着古典小说创作、传播的兴盛，小说评点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小说评点名家辈出，名作如林，许多著述历久弥新，无论对小说的文学意义还是文化意义的阐释都极为重要，成为评点史上关键点。同时，小说评点家以《史记》为艺术、文化价值判断的比较研究，对《史记》文学性的深入阐释以及小说评点话语的确立都有着重要意义。
《金瓶梅》大约成书于隆庆至万历年间，自其诞生后一直都存在着巨大争议。董其昌、谢肇涮、袁宏道、冯梦龙等为了为其争得文学地位，洗却“诲淫”之作的恶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对其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的揭示都有着重要意义。张竹坡重视《金瓶梅》与《史记》的比较研究，这不仅提升了《金瓶梅》的文学地位，突出了其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为清代《史记》文学经典化做出了贡献。
文学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文本因其卓越的艺术水平而成为百代无法企及的文学典范，还在于它作为艺术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判断体系的建构。张竹坡将《金瓶梅》与《史记》的比较研究则是《史记》作为经典文本价值判断的实践。
清代学术界主流多将小说视为洪水猛兽。对于《金瓶梅》，批评之声更为激烈，申涵光在《荆园小语》更多了诅咒式的批评，云：“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更有林昌彝的《砚挂绪录》认为《金瓶梅》会使人“昏迷失性，疾病伤生，窃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就和禽兽一样了。在这种情形下，明代以来所形成的为小说求得地位的“羽翼信史”的说法，显然再也无法求得正解，无法再通过对正史的攀附，来达成其文学意义。如何冲破对《金瓶梅》的文化与道德伦理围剿，这是摆在评点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与金圣叹一样，张竹坡以《史记》为经典坐标的比较研究，重新赋予了《金瓶梅》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他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杂录》等《金瓶梅》批评的文章中，始终以《史记》作为艺术判断的尺度，将《金瓶梅》与《史记》的比较贯穿其中。他强调《金瓶梅》就是一部《史记》，并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张竹坡的这种论述不仅是对以淫书之名对《金瓶梅》文化围剿的突围，也是对其以《史记》为标尺的艺术价值判断。在《读法》第八十一条，张竹坡还说：
《金瓶》必不可使不会做文的人读。夫不会做文字人读，则真有如俗云“读了《金瓶梅》也”。会做文字的人读《金瓶》，纯是读《史记》。（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他以会做文字的人和不会做文字的人来强调内行和外行之间的阅读接受中的巨大差异，认为《金瓶梅》具备《史记》一样的艺术价值。当然，张竹坡的《金瓶梅》纯是《史记》之说，绝不止于文字技巧的比较，更深层地是建立在专制主义早期的《史记》和专制主义末期的《金瓶梅》两部巨著作为美学双峰的风格比较上。显然，张竹坡认为，执着于文字表层的情色，只能造成对文本的误读，要清除这种误读，也只有会做文字的内行以读《史记》的方法去读《金瓶梅》才能与文本视域融合。这明显是与金圣叹将《史记》作为经典文本对艺术价值判断的思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金瓶梅》与《史记》有了比较的前提，两者创作动机和艺术水平的比较才有了基础。
不难看出，“羽翼信史”的观点无法为小说求得文学地位的时候，以《史记》为艺术尺度的判断，为小说的文学地位提供了新的契机。张竹坡将《金瓶梅》与《史记>的比较，是在小说和史传文学找到文学性的共性比较，不仅提高了《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也强化了《史记》的文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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