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载报道了多种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从多角度反映新中国发展征程的典型性的人和事。本书重新打开、编排和解读共和国发展进程中的那些重要报章，从新时代的高度回望历史，温故开国大典、扫盲运动、土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国号国旗国歌国徽国庆日的诞生、西藏民主改革、核试验成功等各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重新回放了波澜壮阔的新中国成长史。本书以“旧报新读”的形式，为70年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蓝图描画的伟大征程立传传音，激励人们记取70载披荆斩棘、砥砺奋进的不凡历程，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那年的崔健，那时的“一无所有”
◎余 春
“请听——崔健演唱《一无所有》。”
1986年5月9日，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在介绍崔健出场时，女报幕员的语言简洁、高亢，因循着那个时代的惯例。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宣告中国摇滚的首次亮相。
崔健登场。
身穿一件长褂，怀抱一把吉他，一边的裤脚挽着，一边的裤脚放着，一高一低，就在人们还讶异于他太过随意的装束时，“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第一句歌词带着粗粝的气质由颇具沧桑感的嗓音劈空吼出，现场的气氛陡然热烈起来，“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掌声、口哨、尖叫，此起彼伏。体育馆外，守在电视机旁观看演出的观众，感受同样强烈。
“那感觉好似大木头当胸给撞了一下。”有人这样形容。
长年浸润于革命歌曲、民族音乐或古典音乐中的人们，正在渴求一个新的情感释放的通道。恰在此时，摇滚来了。1980年前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诞生了内地第一支摇滚乐队“万李马王”，凭借翻唱披头士的作品，他们风靡二外。但演出尚未走出校园，乐队便宣告解散。此后，“阿里斯”“七合板”“不倒翁”等乐队相继组建，仍以翻唱欧美、日本的流行乐作品为主。1981年，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成为一名小号演奏员，工作期间，他听到一些外国游客和留学生带来的磁带，接触到西方的摇滚乐，同时学起了吉他，开始尝试自弹自唱，并进行歌曲的创作。
对于当时的中国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来说，还缺少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一无所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摇滚乐原创时代的到来。在崔健的作品中，不仅有吉他、贝斯、鼓，也有笛子、唢呐、箫，有西方的音乐形式，更有当代中国人复杂的情绪表达。彼时，经济的改革、社会的发展，一切的新鲜元素都在冲击人们的思维，在物质和精神上顿感“一无所有”的人们，其实也从这种状态中获得重生，他们重新定位自我，重新追求自我的理想。
这是属于现代、属于城市、属于个体的呐喊。
崔健火了，摇滚火了，争议也随之而至。一些人对于“靡靡之音”的疑虑尚未完全消散，对于激烈、张扬甚至有些叛逆的摇滚从天而降，自然心生警惕。先是与西方文化数十年的隔膜，再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先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中”与“西”，“新”与“旧”的碰撞中，各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在拥有充足动力的同时，也都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为崔健和摇滚的正名，最早来自1988年7月的《人民日报》。这是摇滚乐歌手首次在内地主流媒体上被报道。
这篇题为《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摇滚乐之所以为现实环境所不容，恐怕一是出于观念的束缚，二是因为不了解。文章认为，崔健的作品尽管直白、袒露，但真挚、诚恳，毫不掩饰，“在那被粉饰、雕琢、溢美的风气熏染多年后，似乎更热切地企盼着这种素朴和率真。作品表露的是一代人的感觉：失落、迷惘，抒发的是人们来自心底的情绪，故而与千万人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感受相吻合”。文章最后写道：“假若我们总对新的艺术形式持排斥的态度，那艺术还有发展的前景吗？但愿崔健和摇滚乐所遇的不公正遭遇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听者的呵护，党报的力挺，护佑着崔健这叶稀有的摇滚之舟。
但他的摇滚之路并不能因此就一帆风顺，除了外来的压力，也有自身成长的焦虑，他在作品里抒发着困惑。崔健发现，仅靠为数不多的演出机会，摇滚乐很难被更迅速广泛地推广普及，于是他开始计划将这些作品录制并出版发行。经过一番碰壁后，1989年初，崔健的首张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继而举办了同名演唱会。专辑中的九首歌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是我不明白》《从头再来》《假行僧》《花房姑娘》《让我睡个好觉》《不再掩饰》《出走》以及《一无所有》。这些歌曲在日后被无数人翻唱、演绎。
《光明日报》在当年3月23日刊发了乐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作者金兆钧敏锐地道出了崔健的变化，“去年的音乐会上，我听到的崔健与ADO像一个刚刚站起来的青年，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股强健的勃勃生气和强烈的冲击性；今年的音乐会上，我听到的是一种完整的意念和完整的形式。崔健与ADO乐队一年来的琢磨终于使他们的摇滚到达了新的境地”，与此同时，作者提示着崔健更为丰富的意义：“人们大多仅熟悉著名的《一无所有》，却尚未完全体会到《不是我不明白》《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及《请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等作品蕴含的强烈批判意识和独立意识，而这种带有强烈冲击性的意念和感觉恰恰是一种新观念和新方式到来的先声。”
摇滚既是一种音乐形式，也是一种文化表达。摇滚与非摇滚的界限，往往是通过是否具有批判意识、独立意识来体现的。正如金兆钧在文章中所说：“摇滚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立不羁的生活态度和一种对抗着工业化文明异化力量的生活方式。”如果只是留着长发，抱着吉他，撕心裂肺地吼叫，却毫无有意义的表达，那只能称之为一种模仿表演，而非摇滚。
出生于60年代初的崔健，作品中打着“革命”的烙印。不用说“雪山和草地”“红布”“红旗”、戴在他头上的那个绣着红星的帽子这些显豁的意象，纵然是《一无所有》这样的情歌中，最令人动容的绝不是毫无功利的爱情，而是《国际歌》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那种无产者的浪漫与豪情，摇滚的态度与革命的精神融于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摇滚乐者就是在舞台上扮演着的革命者形象，一呼百应，从者如云。
革命的传统、改革的潮流、外来的文化与青年的渴望、诉求混杂在一起，催生了崔健的摇滚。崔健之后，一茬又一茬的摇滚人陆续出道。一些人在紧跟着西方摇滚的潮流，一些人在进行着中国摇滚的尝试。《一无所有》一开始就给出了摇滚“中国化”的示范，从整首歌曲的音调，到刘元的唢呐，鲜明的传统音乐元素与新鲜的节奏和崔健极具冲击性的演唱方式结合在一起，让人过耳不忘。之后，在何勇《钟鼓楼》里能听到由他父亲弹奏的三弦，苏阳乐队操着一口西北方言演唱，二手玫瑰的二人转、杭盖乐队的呼麦，更有人把京剧、昆曲、评弹、相声等与摇滚混搭，如此种种，花样翻新，令人应接不暇。
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表达情绪的通道，摇滚已不再是那么突兀，不论多么大胆的实验，既不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也不会让很多人感到恐惧，就像各种先锋文学、电影、美术，都失去了曾经的锐度。或许问题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时代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崔健就已经意识到：“那个时代正好被我们赶上了，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尝试自由创作的音乐人，我写《一无所有》完全是出于无意。就是现在，哪怕我想有意写这首歌，那效果也远远不如当时。”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摇滚乐所代表的“个体精神”的回归。如果说邓丽君以及其他充满温情的歌曲的流行，代表了从噩梦中醒来之后的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表达，那么崔健以及摇滚则代表了一种真正面对现实所需要的深刻批判和反思。“一无所有”，因此是具有十足积极意味的呐喊与追问，叛逆姿态融入的批判里，更有难得的追求。“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这正是改革初期的人们处于现实和历史夹缝中的真实感受。即使如此，仍要勇于探索，以昂扬的姿态投身到未知的前路，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如果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之门，那么音乐可能就是打开大门的钥匙。《一无所有》恰好是其中一把。
摇滚，听起来似乎是属于年轻人的音乐，实则不然。回顾1986年，那些在演唱会上初识摇滚滋味的青年，如今或许大多数已端起保温杯，泡上枸杞，安稳又祥和。即便是当年青春勃发、唱着“你还年轻，他们老了”的张楚，倏忽间也到了知天命之年。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都有人在坚守理想，保持批判，也有人投身大众文化，抢占娱乐新闻头条。崔健还是活跃在音乐市场，宣扬着自己的音乐理念，也有一群群的青年人走到音乐节，走进摇滚现场，伸出食指和小指，比出金属礼，表达一颗“rocker（摇滚歌手）”的心。
原文阅读
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
——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
顾 土
崔健已经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了。18000人的体育馆，只要他登台，肯定会座无虚席，连最后一排都挤得满满的。他在舞台中央振臂一呼，上万人能同时响应，随着他齐声高唱。他的作品，尤其是那首《一无所有》，引起了不知多少人的共鸣，大学生、教师、工人、个体户……他也招致了不少责难，是位有争议的歌星，骂他，轻视他，甚至刁难他的更不乏其人。但他终于熬过了数年的艰辛岁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舞台形象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崔健为什么能得到人们如此热情的欢迎呢？这需要回过头再听听流传已久的《一无所有》。当你听到那略带苍凉、忧郁的曲调时，当你吟咏那惆怅、凄迷的歌词时，总感到是在一吐自己的衷肠。尽管直白、袒露，但却真挚、诚恳，毫不掩饰。在那被粉饰、雕琢、溢美的风气熏染多年后，似乎更热切地企盼着这种素朴和率真。作品表露的是一代人的感觉：失落、迷惘，抒发的是人们来自心底的情绪，故而与千万人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感受相吻合。那种貌似淡泊而实际炽热的情感，自然地交织在苍劲、深沉的西北高原民歌音调和强悍、粗犷的节奏里，贴切和谐，散溢出一股清新的气息。
《一无所有》最强烈的魅力还不仅仅在于感伤的气氛、抑郁的呼唤，而在于我们从中领略到了人在艰难中的自信，在困惑中的觉醒，在走过坎坷不平的崎岖之路后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听着、唱着这首歌，不会羞于自己的“一无所有”，也不会因曲调中没有昂扬、奋激而显出消沉、哀婉；相反，却被一种不知所以然的自豪感推动。此刻，再回味生活的苦涩、辛酸，就会别有一种甜润、欣慰荡漾在心头。
《一无所有》还可以视作当代中国摇滚乐的开山篇章。它将欧美的摇滚风格与中国传统音乐融洽地织合于一体，形成具有强烈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的摇滚音乐。
摇滚乐从立足于世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程，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许多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各种摇滚乐团，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歌手和作家。作为一种音乐文化、一种艺术流派，摇滚乐早已扎根于这个世界，且风靡几十个国家，成为亿万人的文化消费形式。可惜的是，摇滚乐在我国一直噤若寒蝉，不要说演奏，就连名字都难得见到。直到近几年，才有一些人于困境中蹒跚起步。
摇滚乐之所以为现实环境所不容，恐怕一是出于观念的束缚，二是因为不了解。过去人们总喜欢给艺术罩上大大小小的政治光圈，划分出阶级的泾渭，像摇滚乐这种来自现代西方的艺术，与传统的审美观念、欣赏习俗又截然不同，自然就要被当作异端来摒弃。再就是大多数人根本就未接触过摇滚乐，以为这种音乐大概就是又摇又滚，于是嗤之以鼻。
其实，摇滚乐既然被众多的人所接受，就自有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它产生于美国社会下层的大众文化中，是黑人音乐和南方白人乡村音乐交会的结果，随着发展，又与其他音乐形式相融合，最后形成了一种渗透了多样文化内涵、适应力很强的时代音乐。这种音乐曲调奔放，节奏热烈躁动，把人的内心情绪巧妙地结合在具有现代气质和风范的艺术构思中，能以自我宣泄式的直白和洒脱的乐风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与回忆。
当然，摇滚乐能否在我国激起如西方世界一般的狂热，尚未可知。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审美习惯的问题，不应扯到社会制度或阶级性上，大可不必为它的出现而忧虑，只把它作为一个音乐品种看就可以了。假若我们总对新的艺术形式持排斥的态度，那艺术还有发展的前景吗？但愿崔健和摇滚乐所遇的不公正遭遇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原载《人民日报》，198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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