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魏晋南北朝文明一本通》:
古代中国陆路交通运输动力,说到底,无非是人力、畜力两大类(水路可用风力),谈不上什么机械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六朝时期没有太大的改变。然而,同样是人力、畜力,其使用的方式、规模、手段、效益,各个时期却大有不同。
先说用马。三代时期,中国人一直用马来驾车,春秋战国之际,马作为骑乘之畜才为中国人所普遍使用。豢养马,鉴别马的知识与技能也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西汉时一度为了得到马,国家专门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不许10岁以下的马出关出界,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派大将去西域索取汗血马,视之为“天马”。东汉著名将军马援,有见于“马者甲兵大本,国之大用”,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相马经验。他说:相马的知识光靠口耳传授不行,“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然而,任何一匹具体的马,又不可能兼具各种特点,“今欲形之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于是铸成一尊铜马,高三尺五寸,胸围四尺四寸,将良马的口齿、身中、唇髫等各部位的特色集于一身,使人一目了然,而且可以长久留存。马援铸的铜马模型被称作“名马式”,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利用模型进行相马经的直观教育,马援是很有科学头脑的。到了六朝,在用马方面,又有了新的改革。即是马蹬的使用。古人骑马不用蹬,体力消耗极大。六朝人发明了马蹬,骑马就很方便了。这是一个极简单而有很大实用价值的发明。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先生说:马蹬传到欧洲,促进了欧洲人的骑兵建设。可惜我们无从知道这马蹬的发明者与最初的使用情况了。据考,三国时人骑马仍是不知道用蹬的。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马俑看,西晋时也只有三角形的单蹬,只供上马用。而十六国时期北燕的冯素弗墓的出土文物中,已经有了双蹬,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双蹬。看来,马蹬是北方人发明的,因其实用,遂推及于南北。
再说用牛。在中国,用牛驾车的历史不短于用马,《尚书》中就有“服牛乘马”的说法。汉初缺马,“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在汉人心目中,乘牛车是不得已的。到汉武帝即位时,经济发展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于是“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母马也没人驾乘了,牛车更为有财有势之人所不屑乘。汉人更愿意把牛用于耕地。不过,到汉武帝后期,王侯们又开始驾乘牛车了。那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战争,国家少马。
六朝时不同,驾乘牛车竟成了富豪贵族以至皇家的一种时髦讲究。据说牛性稳实,而只要驾驭得法,其速度也相当可观,所以受到欢迎。
南朝人爱乘牛车,北朝人也一样。北魏时,北海王元祥、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数人,曾共乘犊车,去朝见宣武帝元恪。《北齐书·武成十二王传》说:“魏氏旧制,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可见北魏官员普遍乘牛车。《魏书·术艺·晁崇传》载:天兴五年(402年)“牛果大疫,舆驾所乘巨牾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之七八”。看来,北方贵族与皇家乘牛相当普遍。牛已成了极重要的交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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