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文集（第八卷 报告文学·散文）》：
我采访赵一曼的事迹是很艰苦的过程。不在于长途奔走，车行劳顿，也不在于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往往找到一个线索，抱希望去了，被访者却只能谈一些概略的抽象的东西。我没有抗日联军的直接经验，所以间接经验对我十分重要。抗联活动的特点，日寇扫荡的情况，抗联战士的装备、衣着、补给等等。我需要的不是概况，而是具体细节。没有细节，我想象的翅膀飞不起来。比如，在塔布罗尼森林找到干巴姜，他在战斗和行军中冻掉九个手指，仍用最后一个拇指搂火战斗，但是事隔多年，他的记忆已经茫茫然了。
最初建议拍赵一曼电影的是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东北尚未解放，我们仍沿用旧的九省制。）可惜他只能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线索，而关于赵一曼本人的情况，他却知之甚少。与赵一曼共同组织罢工的老曹，共同转战于珠河一带的王会同均已牺牲。小韩，即赵住院时的小护士，后来又帮助赵逃出医院的人，我好不容易找到她的下落，不幸她已大病垂危，无法晤谈。唯一尚存的与赵有过工作关系的吕大娘，也是辗转找到，却所得极少。巧媳妇难做无米炊，何况我又不巧。后来幸亏找到李敏。她参加抗联时只有16岁，这时在哈市工会工作。她的情绪记忆能力是可惊的。我和她相谈了八个晚上。举凡抗联的战斗情况，生活情况，怎样行军，怎样宿营，冬天怎样打火墙，种种细节她都能讲得绘声绘色。没有这一次晤谈。《赵一曼》的创作极难完成。
我不是交一个剧本给导演就完事。沙蒙虽然没能同我一起采访，但我掌握的素材统统供给他研究。我的创作过程也时时和他交谈。编导之间的交流不限于一个剧本的构思，也广泛地涉及美学思想，创作方法，中外的文学、戏剧、诗歌等等。颜一烟很愿意参加这种交谈，说从中受到不少启发。
编剧和导演是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根基，不同的生活经历的人。政治理想和艺术思想的一致，并不排除个人的不同风格，不同情趣，甚至于偏爱。广泛的交流有助于编导之间的默契。因之创作过程也正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利于合作的过程。应当说，这一过程虽不无抵牾，却是十分愉快的过程。
大致说来，沙蒙与我的艺术观点相通的有四方面。一、艺术创作的生活第一性，这一点是绝对的。思想支配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但是生活的根基不深，思想必然缺少血肉。创作需要想象和概括的翅膀。如果生活的素材，被心血灌溉的素材不足，想象和概括的翅膀绝难高飞。二、艺术思想决定技巧，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有极大的反作用，因之必须重视形式和技巧。在电影上，技巧绝不只是蒙太奇的运用。生活的取舍，形式的取舍，技术方法的取舍，都基于创作者的喜怒爱憎。技巧必须重视，是基于对理解生活的重视。没有深刻的理解，不会有高妙的形象表现。“人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巧匠不等于艺术家。三、生活无止境，艺术无止境，学习无止境，实践无止境。必须使艺术活动牢牢植基于实践论即哲学反映论的基础上。四、艺术风格因人而异，都出于人品和艺品，而不是空穴来风。
说归说，练归练。我这笨媳妇虽然奔走了，可惜得到的谷子不多。簸去糠皮，剩下的米粒更少了。哈市面包街的东影招待所里，沙蒙与我各有一间屋子。正在1950年的一二月间，室内虽有大煤炉，还是相当冷。但是我时常不停地出汗。不是热的，而是憋的。结构一个故事的轮廓不难，难的是我的想象飞不起来。我为女英雄的勇敢战斗、深入工农、忠于理想、慷慨就义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我唏嘘，我流泪，我啮指冥想，我绕室蹀躞。我连一句符合女英雄的性格的台词都写不好。搜索枯肠，捉襟见肘，是我的自况。创作本是艰苦的过程，在我，不但艰苦，而且枯涩。导演可以在整体布局、结构情节上出些主意。但是在性格刻画，语言运用，细节安排，气氛烘染等艺术功夫上却也爱莫能助。主要原因不在创作本身，而在于生活没有根底，素材掌握不足。比如，赵一曼的照片我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才看到的。有一张照片，那么在形象塑造上有利多了。还有更重要的。赵一曼在狱中给儿子的信，也是后来看到的。这一素材的价值是无比的。那对于刻画一位英烈的慈母心肠有多重要。剧本虽然写了她对战士的爱护，如冬夜巡视夜营等等，但那是很不够的。伟大的女共产党人必然是伟大的母亲，她的爱必然有深厚的温情和理想的光辉。
写作大概用了一个月。导演从我手里接受了一部我自己并不满意的剧本。我自信剧本是符合电影拍摄的要求，因为它提供的是视觉形象。不满意的一是人物的性格化，特别是性格化的语言和细节，二是环境的历史规模的再现。沙蒙看得仔细，提了些建设性的意见。与我一起研究时，他以为全剧应分四大段：第一段写罢工，写工人的抗日情绪；第二段写赵一曼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发动抗日战争；第三段，扩大部队，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战斗力；第四段，赵于战斗中受伤被捕，严刑不屈，英勇就义。实际上作品的框架分三大段就可以了。一、罢工斗争；二、游击战争；三、与敌周旋和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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