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研究资料汇编》：
刘国钧的一生，50岁是分水岭。50岁前，他精力充沛，活力张扬，人生得意，事业辉煌；大成的发展到达巅峰状态，办一事，成一事，事事顺心，桩桩如意。他是纺织大王，代表财富，代表希望，代表成功与未来。但在50岁之后，刘国钧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刘国钧的人生悲悯大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家国之恨。刘国钧50岁生日过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事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常州，他与家人也被迫加入流民的队伍，逃亡至武汉与重庆。他仇恨日本侵略者，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是蛇吞象，迟早会被撑死。”
二是企业之毁。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改变了刘国钧的命运，也改变了大成公司的命运。1937年11月18日，日机对大成各厂进行轰炸。此次轰炸，大成一厂纺部新车间、货栈、工人宿舍以及机器、原辅材料全部焚毁，大成二厂成为废墟，大成三厂支离破碎，后沦为日军的马厩。按照1937年市值计算，此次轰炸造成大成公司直接经济损失513.9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277.6万元，累计经济损失1791.5万元。
三是人事之争。刘国钧逃到武汉之后，转道大半个中国，回到上海，在租界创办安达公司。因意见相左，刘国钧与刘靖基产生矛盾，后来不断加剧，直至分庭抗礼。1947年，安达公司与大成公司一分为二，分开核算。刘国钧任大成总经理，刘靖基任大成副总经理；刘靖基任安达总经理，刘国钧任安达副总经理。刘国钧的股份60%在大成，40%在安达；刘靖基股份60%在安达，40%在大成。虽然安达仍属大成，但他对安达实际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这是刘国钧一生中最虐心的事情。
四是生存之屈。和众多的民族资本家一样，刘国钧在解放后饱受政治磨难。先是“三反”“五反”，后是“反右”，再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下，刘国钧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此期间，刘国钧积极响应号召，不错过任何一个政治节点：公私合营，他勇夺全省第一；征收互助金，他率先全员征缴；发行国家公债，刘国钧超额完成数倍；三年困难时期，主动要求将自己的工资从800元降到300元；将自己珍藏的395幅书画捐赠给博物馆；将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的园林私宅捐赠给国家；与张允溪联手创办常州纺织学院……幼子刘汉良有一次问他：“您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图啥？”刘国钧道：“图心安！”也就是说，刘国钧一直认为自己是有原罪的。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仿佛都是在赎罪，都是在寻求安全感。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那个时代从没有赋予民族资本家安全感。
五是亲子之悲。1956年，刘国钧的长子刘汉堃在香港因心肌梗死去世，晚年丧子是人生三大悲之一（少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他曾经对刘璧如说过：“有朝一日，我也将跨鹤而去，与汉堃为伴，不让他过于孤单。”可见刘国钧之悲伤。幼子刘汉良在“文革”中遭遇惨痛的折磨与屈辱，整他的“红卫兵”恰恰是刘国钧一手创办的大成公司厂校的学生。他们将刘汉良劫持到常州大成，拳打脚踢，逼其向毛主席认罪，次日又在烈日炎炎下举行批判大会。刘汉良被放回南京后，刘国钧抱着伤痕累累的儿子哀痛不已，说：“为父不应该让你回来啊！”
六是故乡之痛。1919年，刘国钧在生祠堂创办公裕布厂，因用人失察，导致工厂管理者王某吃里扒外，扣减花农花衣中饱私囊。而生祠堂的摇纱户居然在花衣中洒水充斤两，待运至上海，件内的棉纱早已霉烂，客户退货，还加倍索赔。公裕布厂不到一年便宣告倒闭，三万大洋投资打了水漂。刘国钧追悔莫及，有一次对陶振熙说，生祠堂人人心叵测，有时授人以渔，还真不如授人以鱼。
尽管这么说，刘国钧并没有停止对家乡的奉献，1932年，刘国钧又捐资修建大靖港。这本是一件利乡利民的大善事，但在工程施工时，却遭到本地劣绅王济川的作梗与敲诈，刘国钧无奈，只得将一半工程交由王济川负责。
1972年，刘国钧回乡祭祖。看到在“文革”中被毁的岳庙痛心疾首，向大兴公社（“文革”中生祠堂易名为大兴）领导请求重修岳庙，遭到拒绝；又郑重提出向家乡捐赠10台拖拉机，又遭拒绝。两次被拒绝，伤透了这位游子的心。尽管如此，刘国钧心灰而意不冷，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责成江苏省委，再由江苏省委责成靖江县委、大兴公社，接受那10台拖拉机。1978年，刘国钧弥留之际，仍然嘱咐儿女，一定要重修生祠堂岳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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