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辛弃疾主张，抗金战争应“审先后”、“能任败”。这就是说，应当对战争有一个全面的规划和安排，并且不因小胜小败随便更改这个规划。他认为，“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能任败”就必须能“忍”；“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是不能成就恢复大业（《九议·其二》）。
辛弃疾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知彼知己。在战争中，调查研究，知彼知己，是指挥正确、夺取胜利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辛弃疾认为，“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九议·其三》）。
根据这一原则，他对宋金双方的长短作了比较分析。南宋“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这些都是女真贵族的长处，南宋的短处。然而，女真贵族所进行的战争不得人心，一旦打起仗来，中原之民必然奋起响应。女真贵族后方太远，兵员调动极为不便，“吾之出兵也在一月之内，彼之召兵也在一岁之外，兵未至而吾已战矣”。女真贵族的巨额战费，来源于对人民的强取豪夺，必然引起人们的激烈反抗，致使“天下大乱”。女真贵族军队逾淮南犯，“不过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耳”；而南宋军队逾淮而北，人民可以背着婴儿而来，使城池的防守有若金汤之固，以“断其手足，病其腹心”。这些是南宋的长处，女真贵族的短处。显然，对彼己之长短的论述，仍然是着重于人心向背的分析。他认为这种“逆顺之势”是不可更易的。所以，从形式上说，是“小谋大，寡遇众，弱击强”；但从情理上来说，“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九议·其三》）。
辛弃疾在理论上是这样主张，在实践上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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