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壮海，男，1971年生，现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等研究。著有《论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及其价值之轴》《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等，主编的《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释讲》荣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先后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奖励计划、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
　　
　　刘水静，男，1984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学术团队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12年至2014年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合作研究。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围绕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等问题，合著、参编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人系统学习西方文化的序幕。洋务派领袖在此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口号。洋务派代表们认为，中国文化只是在细微的末“技”和具体日“用”上存在不足，中国文化的大“道”和本“体”是毫无瑕疵的。因此，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学习西方的日用技术，并利用这种技术来张大、弘扬中国的传统道德。比如，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就明确指出，五帝三王以来，先王们创制的“圣教”就一直被中国人信奉，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有血气的人，都必定会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尊尊亲亲原则，中国的政统和道统，不仅可以被奉为万世大法，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①）。所以，中国的伦常纲纪万不可变，中国的圣道大义万不可变，中国的道德心术万不可变。除此之外，那些刑罚制度、器物机械、人工技艺等普通日用层面的东西则可以改变（“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②）。而且，西方日用层面的这些技艺器物本身不仅不与中华“圣教”相互冲突，还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富裕和国力的强盛，最终有利于中华传统“圣教”的发扬光大。到时候，西方文化，就如同中国大地上的一些佛寺道观一样，并不能损害儒家的“圣教”传统（“国势日强，儒教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③）。上述言论显示出洋务派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时所具有的文化自信心。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展30余年之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一悲惨结局，宣告了仅凭西方科技文化救国的洋务运动的破产。此时，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维新派代表在学习西方君主立宪的制度文化过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自信。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分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代表人物的变法思想时指出：“这一时期的改良派代表肯定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学说不但合乎‘圣人之道’，而且还是孔子的‘微言大义’的遗训。”①我们固然可以说维新派托古改制（如康有为著《孑L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是为了减少地主阶级旧知识分子对变法的阻挠，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彼时维新派知识分子虽然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可是他们的精神信仰和道德理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文化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康有为畅想“大同世界”这一理想社会时，他的思想理路仍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已有逻辑展开的。谭嗣同被周振甫先生称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良主义变法运动中最激进的人”；周振甫先生甚至认为，谭嗣同在声讨陈腐的封建伦常方面，比20世纪“早期《新青年》上的批孔更为深刻”。②即使如此，谭嗣同仍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自信。谭嗣同在西方文化提出的假想概念“以太”的基础上，创造了其独特的“仁学”体系。他在其“仁学”理论中倡导无差别的博爱时，高度赞赏墨家的兼爱学说，认为“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是为“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③谭嗣同甚至认同西方文化出于中国（“西学中源”）的说法，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是墨学西传的产物，因此它们都“兼利而非斗，好学而博不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节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狱之说”④。他甚至认为基督教的十字架为“矩也，墨道也”①。这些论述都显示出维新派对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高度自信和由衷认同。
　　可见，无论是倡导“中体西用”论的洋务派，还是倡导“仁学”与“大同学”的维新派，他们在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时，并没有在根本上丧失对传统道德理想和价值信仰的自信心。近代很多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心的彻底沦丧，发生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政体，建立了西式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华大地上并没有随之呈现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这个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技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改变并不能改变民族危亡困境这一尴尬事实。于是他们开始反思、质疑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价值信仰。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真切地表达了彼时国人的这一怀疑心态：“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②这里的“旧心理”指的就是传统的道德理念和精神信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主导的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对待，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由此风起云涌。大批知识分子激烈抨击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学，他们高呼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积极主张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至此，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文化心态由此滑向了文化自卑、文化自污乃至文化自残和文化自戕的境地。
　　……

总序
引言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觉与自信

第一章 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
第一节 文化自信问题提出的国内背景
第二节 文化自信问题提出的国际背景

第二章 文化自信的理论解析
第一节 文化自信的概念
第二节 文化自信的内涵
第三节 影响文化自信的因素
第四节 增强文化自信的意义

第三章 文化自信的历史省思
第一节 “西学中源”与文化自矜
第二节 “崇本复古”与文化自负
第三节 “中体西用”与文化自恋
第四节 “中西调和”与文化自疑
第五节 “全盘西化”与文化自弃
第六节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文化自信

第四章 文化自信的当代涵育
第一节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第二节 自觉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节 从容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结语 文化自信与文化新篇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