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自我发现—书写人生的预言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德经 第一章》
第一节朴素科学家的寓言
很久以前，在一个幽深黑暗的地洞里住着一批囚犯，他们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洞穴，也不知道自己身在洞中。同时，他们双手被反绑在柱子上，背向洞口，脸朝洞壁，不能向后看。在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他们与火之间正在进行一些类似木偶戏的表演，火光把木偶和他们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墙壁上，他们误把看到的影子看作真实的事物，从来不曾有过怀疑。突然有一天，一名囚犯挣脱绳索，转过身来，看到身后原来是一堆木偶。他奋力爬出洞口后，当看到太阳和在阳光普照下的大千世界时，终于茅塞顿开，醒悟以前所见的全是虚幻不实的假象。当他怀着惊喜的心情匆忙跑回洞中，把自己这一了不起的发现告诉洞里的众人时，谁知大伙儿根本不信他的话，甚至对他百般嘲弄，说他比没走以前更加愚蠢，因为他竟要大家相信完全不可能的痴人之梦（柏拉图，1986）。
这则“洞穴比喻”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柏拉图，2016）。在这则人生寓言里，柏拉图采用隐喻的方式提醒人们，人类就像那些洞中的囚犯，每天看到的事物只是真实事物的影子，它禁锢着人们，让人活在“牢房”里而全然不知，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让世人看清楚什么是虚幻的假象，什么是代表真理的理念世界。
东西方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就没有放弃过理解与预测世界变化与发展规律的努力，比如，巫术、占卜等无不尝试采用特定的方式把现象世界的无穷耦合化为几种格式化的、付诸计算的知性，这一精简过程就是抽象化的过程（汪德迈，2017）。但无论采用什么算法，其底层逻辑都是近似的，即旨在系统地表达古人对天地与人生规律的认识，借由*初的感性认知转变为理性认知乃至德性认知，世代累积的经验与智慧奠定了当今人类心理的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底色。
在社会认知心理学家的眼中，所有的人都像朴素科学家一样，试图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澄清自己的人生，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理论（theory）①，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模式观察世界，采用半透明的模板或心理构念（construct）②去迎合构成世界的现实，以便对未来的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人是朴素科学家”的观点*早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凯利在其经典著作《个人建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中提出。他认为正如客观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存在一样，人们关于它们的推测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推测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那些心理疾病患者就是拙劣的科学家，他们在缺乏实证经验的情况下，不断做出相同的预言，由于他们的建构系统不能正确地预言各种未来事件，所以焦虑便不可避免。
心理学家的故事1-1
上观之道—解析个人建构的凯利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周振甫.（2013）.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79.
乔治 亚历山大 凯利（George Alexander Kelly，1905年4月28日—1967年3月6日）以其对个人建构理论的贡献而闻名，被誉为“临床认知心理学之父”，在认知心理学领域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5年，凯利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珀斯。他的父母都是贫穷但勤劳的农民。在他早期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凯利的教育仅限于父母的教导。直到1918年他在堪萨斯州的威奇塔上学，才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16岁时，凯利进入富兰滋大学学习，后转至帕克学院，并于1926年在那里获得了数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
本科毕业后，凯利*初计划以工程学为业，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而是作为交换生前往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学习教育学。1931年，凯利在艾奥瓦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凯利接受了福特海斯州立学院的教职，并在那里工作了12年。他曾想从事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但发现机会很少。因此，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认为需要很多人工作的领域—为大学校园里的成年人和学龄儿童提供临床心理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咨询（职业和学术）、学术技能发展和心理治疗。
在此期间，他还建立了一家流动诊所，为堪萨斯州各地的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致力于为遭受当时经济动荡重创的人们提供服务。在凯利形成自己的理论前，他深入研究了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作品。虽然凯利赞赏弗洛伊德的工作，但他觉得精神分析师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中，治疗师会对病人的情况提供“正确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这是改变病人的关键。凯利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并称之为“建构选择论”（constructive alternativism）。他认为，本质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的结构或现实视角。每种解释都是不同的，虽然有些解释可能比其他解释更好，但没有一种解释是完整或完全准确的。凯利的想法表明，每个人的观点都有价值，特别是对于他们自己独*的情况而言尤为如此。
1945年，凯利成为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该校临床心理学项目主任。此外，凯利还曾担任美国心理协会咨询（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APS）（1954—1955年）和临床（1956—1957年）两个部门的主席。1965年，他担任布兰迪斯大学理论心理学特聘教授，直到1967年突然去世。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执教期间，凯利正式发展了自己的个人建构理论，并于1955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个人建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在这两本书中，凯利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源于他们预测和解释周围世界事件的方式不同，个人建构是每个人收集、评估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就像科学家形成假设、收集数据并分析结果一样，人们也会获取信息并进行自己的“实验”，以检验对事件的想法和解释。人们日常调查的结果会影响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与环境、周围人互动的方式。*重要的是，凯利认为虽然一个结构可能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的某一点起作用，但它可能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适应或改变。
后来，凯利的观点被拓展为多个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比如，海德的常识心理学理论（Heider，1958）、沙赫特的情绪易变性理论（Schachter，1959）、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理论（Jones & Davis，1965），以及贝姆的自我知觉理论（Bem，1967），它们都是在“人是朴素科学家”这一基本假设上的“开枝散叶”。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人脑更直接地被视为一台预测机器—通过预测性的处理过程，大脑利用其对世界的先验知识，对输入的感官信息做出原因推断或假设，输入的信息越模糊，它对先验知识的依赖就越大。*近，认知神经科学家开始转向计算模型，尝试建立人工神经网络模仿人类大脑，从而通过学习对输入信息做出预测。利用这些模型所做的实验结果提示，大脑必须进化成预测机器，才能尽量减少能量消耗，毕竟大脑是身体中消耗能量*多的器官（Ananthaswamy，2021）。
2020年，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上的一项脑成像研究在神经计算层面推进了人们对于个人预测偏差校正的认知，并*终揭示出直接学习（direct learning）①和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②如何在行为、计算和神经三个层面共同影响人们的决策（Zhang & Gl.scher，2020）。在实验过程中，主试将5名被试分配至一组（N=185），让他们同时完成一项基于计算机的决策实验，每名被试都被分配两个抽象符号，他们的目标是找出从长远来看会带来更多金钱回报的符号。在每一轮实验中，主试会让每名被试首先在两个符号间做出选择，然后观察其他4人选择了哪些符号；接下来，每名被试可以坚持自己*初的选择，或者切换到其他选择。*后，研究者将被试的第二个决定作为结果，并用于确定其获得的报酬。
实际上，与更多奖励相关的符号总在变化。在实验开始时，两个符号中的一个在70%的时间内提供金钱奖励，几轮之后，它仅在30%的时间内提供奖励。在整个实验中，这些更改发生了多次。这种“奖励学习范式”（reward learning paradigm）给被试赢得奖励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始终需要学习以获得更多经验。特别是当奖励符号发生变化后，小组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更快地做出调整，而其余人则需要将观察到的社会信息整合到自己的决策之中。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磁共振仪扫描1名被试的大脑（其余4名被试坐在扫描仪旁执行任务），这样研究者能够测量被试大脑中进行直接学习和社会学习的时间与脑区，从而检验两种学习是否具有相同的神经机制。结果显示，右颞顶交界处（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rTPJ）针对瞬时性社会影响信息进行编码，直接学习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区域表征，而社会学习则在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区域表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区域还与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VS）和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c）发生相互作用，提示该区域可计算奖励预测误差和社会预测误差，通过反复的量化实验影响被试的行为，见图1-1。总之，这项针对决策中社会影响大脑机制的研究表明，两种学习信号在大脑中不同却又相互作用的区域中进行计算，它们反映了人们在社交环境中决策时采用的不同计算策略。在确定的情况下，直接学习是有效的；但当情况多变和不确定时，直接学习需要与社会学习相结合才能使个体适应新情况。
图1-1直接学习与社会学习交互作用的大脑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Zhang，L. & Gl.scher，J.（2020）. A brain network supporting social influences in human
decision-making. Science Advances，6（34），eabb4159
注：lPut为左壳核（left putamen）
这项看似复杂的大脑研究其实对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很有指导意义，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会遇到一些模糊的、不确定的情境，此时个体只有将直接学习和社会学习有机整合，平衡好自我经验与他人经验之间的关系，做到既随和又不盲从，既合群又不从众，才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佳行动方案。
心理学家库尔特 勒温（Kurt Lewin）曾断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加实用。”（Lewin，1951）科学理论是科学家的直觉、个人观察和事实概念的有机结合，一个好的科学理论不但可以组织知识、解释现象、引领研究，还能启迪人们的心智，指导人们的生活（约翰 肖内西等，2010）。心理学家通过研究人们的语言、态度、行为而“悟道”，作为普通人，学会像心理学家一样思考，懂得发现和提出问题的门道，了解研究和思考的规律，学会设计与分析的原则，掌握表达与呈现的技巧，将有助于他们在自我发现与实现的道路上做出明智的决策和规划。
孔子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 中庸》）可见，*高的“道”和*高的“德”是互通的，做学问的*高境界是既博学多识又深奥精微，讲道德*高的境界是既自然率性又择善固执。正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只有“从容中道”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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